關於陳望道的往事的有哪些 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有哪些

往事略集

政治活動

1891年陳望道出生在義烏分水塘村—箇中農家庭。先後就讀於義烏繡湖書院、金華中學、浙江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獲中央大學法學士學位。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陳望道返回祖國。那年6月，他任教於杭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授語文課，與進步師生一起積極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新道德、新文學。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強扣上“非孝、廢孔、共產、公妻”的罪名。反動當局責令校長經亨頤將他革職查辦。此令受到一師校長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反動當局隨即出動警察包圍學校，從而釀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師風潮”。這一風潮得到全國聲援，最終迫使反動當局收回成命。

在這次風潮中，陳望道通過革命烈火的磨鍊受到深刻的教育。他進一步認識到，改良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對舊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爲了傳播真理，他於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鄉義烏分水塘村，着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基於堅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間破陋的柴屋裏，克服寒冷等多種困難，夜以繼日地忙於翻譯。1920年4月下旬，《共產黨宣言》一書譯稿終於完成，經過陳獨秀、李漢俊校閱後，於8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列爲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初版的千餘冊立即銷售一空，又應讀者要求於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決定重印《共產黨宣言》，至1926年5月，此書已相繼印行17版，足見其流傳之廣和受讀者歡迎的程度。

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對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影響巨大。毛澤東同志1936年曾對斯諾說過：“有二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魯迅先生也稱讚陳望道說：“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後，這次埋頭苦幹，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陳望道除翻譯《共產黨宣言》外，於1919年至1921年問還翻譯和介紹了《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等書，爲傳播真理作出重大貢獻。

1920年4月底，陳望道應陳獨秀之邀，到上海蔘加《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年底陳獨秀赴廣東，陳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編輯。《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的，五四運動後，由一個激進民主主義刊物轉變爲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陳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後，使它成爲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不僅譯介了大量的革命論著，還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蘇維埃俄國的變化和成就，影響很大。

1920年8月，中國第—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亦稱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正式成立。書記爲陳獨秀。參加的成員有陳望道、李漢進、李達等。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陳望道積極參與並做了許多工作，諸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的創刊等。陳望道還一度擔任勞工部長，曾幫助籌建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紡織和郵電工會等，爲積極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繼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隨之紛紛建立，促使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是共產黨正式誕生的標誌。陳望道身爲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五名黨員之一，爲籌備一大召開出了大力，同時也被推選爲上海地區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於對陳獨秀家長制領導作風不滿，以及陳獨秀根據不確實的事實，作出有損於他名譽的行爲，陳望道憤而提出脫離組織的請求，因而未能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第—次代表大會。陳望道雖然沒有出席黨的—大，但當時也沒有脫離黨的組織。他正式離開黨的組織，是在黨的三大召開以後。一大召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局要求上海、廣東等地建立區執行委員會。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任第一任書記，積極爲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工作。但陳望道擔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爲時不長、約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辭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中央委員毛澤東代表中央出席指導。在會上，毛澤東曾代表中央建議：對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的態度應緩和，勸他們取消退出黨的意思;還建議把他們“編入小組”。中央這一建議，是針對上海的一些青年黨員因不瞭解陳望道等人要退黨的緣由，背後對他們很有過不滿意的議論而發的。黨組織還指定沈雁冰去對三人勸說。沈雁冰回憶說：“黨組織又決定派我去向陳、邵解釋，請他們不要退出黨，結果邵同意，陳卻不願。他對我說：“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爲人。我既是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爲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爲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

從這以後，陳望道雖然暫時離開黨的組織，但對黨組織所交予的各項任務，仍一如既往堅韌不拔地努力去完成，從不顧及環境多麼險峻，道路多麼艱辛。

陳望道於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上海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等職。上海大學成立於1922年10月，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創辦的學校，爲宣傳共產黨的思想和方針服務。在黨的領導下，他率領全校師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上海大學成爲共產黨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上大師生不僅參加廠1925年的“五卅”運動，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組織了行動委員會，與工人一起並肩戰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階層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浪潮。陳望道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始終走在前列。1932年1月17日，由陳望道等35人發起組織成立了中國著作者協會。該協會的綱領是：“爭取自由，反抗壓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團的力量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上海文化界精英茅盾、魯迅、葉聖陶、陳望道等43人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宣告“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強加於中國配衆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以及壓迫革命的羣衆”。並集會討論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選舉出17人組成執行委員會，陳望道被選爲祕書長。他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爲抗日救國鬥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34年，國民黨加緊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策動御用文人汪懋祖、許夢因等掀起“文言復興”、“尊孔讀經”的逆流。上海進步文化界人士針對這一逆流組織力量予以反擊。一向團結在魯迅周圍的陳望道出面邀請胡愈之、夏丏尊、葉紹鈞、陳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議，決定發起—場“大衆語”運動。與會者輪流在《申報·自由談》發表文章，不但反對提倡文言文，對當時白話文運動中出現的脫離羣衆語言的傾向也提出批評。同時提倡白話文應進一步接近羣衆的口語，“大衆語”就是“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的語言，主張建立真正以羣衆語言爲基礎的“大衆語文學”。爲了實踐大衆語運動，陳望道創辦了《太白》半月刊，先後發表了《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大衆語論》、《這一次白話和文言的論戰》等多篇文章，對“大衆語”的性質以及如何建立“大衆語”等問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不久這一討論擴及全國，主張文言復興的論調在強大的輿論反擊下銷聲匿跡。當時的“大衆語”運動儘管存在某種歷史侷限，但它給復古思潮和國民黨反動的語文政策以強有力的打擊，其歷史功績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陳望道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韋愨、鄭振鐸等人組織上海文化界抗日聯誼會，積極投身於抗日救國運動。爲了動員民衆團結一致抗日，他積極提倡拉丁化新文字，開展對新文字的系統研究，於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會”。陳望道在上海孤島從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動，屢遭汪僞特務迫害，不得已離開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轉赴抗日後方，回到當時遷校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歷時八年，爲我國新聞事業的創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陳望道還在重慶籌建了新聞館。新聞系成爲該校民主力量最強的一個系。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秋，陳望道隨復旦大學師生返回上海。回遷後的復旦大學在教育界聲譽日益提高。國民黨爲了控制進步學生，派遣不少特務。陳望道積極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奮力支持和保護進步學生。同年，全國人民奮起抗議駐華美軍暴行，復旦師生也舉行了遊行示威。爲了開展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鬥爭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區大專院校教授的進步組織——“大學教授聯誼會”，陳望道被選爲該組織的主席。

1948年秋後，國民黨教育部策劃將復旦大學遷往臺灣，結果遭到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復旦大學師生員工成立了應變委員會，陳望道擔任副主席，努力做好護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國民黨大肆逮捕屠殺愛國人士，陳望道被列入黑名單。復旦中共地下黨組織通知他即刻轉移。陳望道被轉移到葉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終於迎來了上海解放。

學者

陳望道作爲政治活動家，他的貢獻是卓越的;作爲學者，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同樣爲世所矚目。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就陸續撰寫了《作文法講義》、《因明學》、《美學概論》、《修辭學發凡》等著作，亦文章學、邏輯學、美學、修辭學等多個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尤其是他於1932年出版的《修辭學發凡》，莫定了現代修辭學的基礎，被後人譽爲里程碑式的著作。

陳望道六歲時即開始讀《大學》、《中庸》、《論語》。他有兩個舅舅。一個舅舅愛寫清真文章，主張文筆簡練，要求文句通順，因而希望他體會《四書》、《五經》中文筆的簡潔通達。另一個舅舅是個秀才，愛寫華麗的文章，講究文字的形色聲調美，並且愛喝酒，一喝酒，華麗的辭藻就會脫口而出，搖頭長吟，得意非凡，但卻講不出這些辭藻用得爲什麼好，好在哪裏。陳望道小時候深受這兩個舅舅的影響，長大之後，學了外國修辭學，才知道兩個舅舅所愛好的是兩種不同的修辭手法，一種是消極修辭，一種是積極修辭。

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是日本修辭學的搖籃。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家坪內逍遙和他的學生島村瀧太郎(又名島村抱月)、五十嵐力都在該校執教。坪內逍遙的《美辭論稿》，島村瀧太郎的《美辭學》、《新美辭學》和五十嵐力的《修辭學講話》均爲日本權威性的修辭學著作。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的《美辭學的方法》對學生也有影響。陳望道在早稻田大學雖不是主攻修辭學，但他對修辭學的興趣和知識很可能是在這時莫立了基礎。

從日本回國後，1920年9月他剛到復旦大學任教時便開設了修辭學課程，並開始撰寫《修辭學發凡》。該書最早的油印本問世於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後修改印行過5次。舊稿曾由田漢、馮三昧、章鐵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試教。《修辭學發凡》一書經過多年試教、反覆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陳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辭學，是爲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據他自己所說：第一，當時西學東漸，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認爲外國的什麼都好，中國什麼都不行。他聽到有人說中國語文沒有規則，比外國語文低一等，非常氣憤，決心駁斥這種謬論，從而決定研究修辭和文法，以探討中國語文的規則。第二，當時舊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時還未建立起來。許多學生確實不知道白話文文章該怎麼寫。有的人造句時只會寫“花是紅的”這類句式。因此向學生講授作文和修辭的規律就成了當務之急。

爲了撰寫《修辭學發凡》，加深這門學科的基礎，陳望道同時還研究鄰近的相關學科，撰寫了文章學、美學、邏輯學等著作。他認爲，修辭學與多門學科有着密切的聯繫。他於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陸續在《民國日報·覺悟》上連載了《作文法講義》，3月底正式出版成書。此書對文章的構造、體制和美質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當時影響很大。

陳望道的《美學概論》，於1926年由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該書用較多的篇幅探討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論述的“反覆與齊一”、“對稱與均衡”、“調和與對比”，“形式原理”等論題，爲後來《修辭學發凡》的辭格研究確立了美學基礎。

陳望道的《因明學》一書，於1931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這是我國用白話文寫成的第一本因明學著作，其中有的內容與《修辭學發凡》中的“消極修辭”存在着一定的聯繫。

1932年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的《修辭學發凡》，提出了新的修辭理論，發前人所未發。歸納起來主要有：調整語辭說、總結“條理”與概括“系統”說、“以語言爲本位”說、表達論與理解論相結合說、修辭現象發展變化說、“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爲第一義”說等。《修辭學發凡》還創建了修辭手法“兩大分野”的新體系。它把整個修辭現象和修辭手法一分爲二。凡能使語辭呈現明白、清晰情貌的，稱爲消極修辭;凡能使語辭呈現生動、形象情貌的，稱爲積極修辭。

陳望道撰寫《修辭學發凡》融古今中外先進方法爲一爐，運用了較爲科學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繼承古代之精華，又批判地借鑑外國的經驗，並從漢語修辭現象的實際出發，從而構建成一個科學的修辭學理論新體系。因此，該書問世後即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併產生深遠影響。劉大白在《序》中讚譽《修辭學發凡》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著作”，並且認爲出版此書的1932年是我國學術界“最可紀念的一年”。

在該書問世後短短的六七年間，我國修辭學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辭熱”，相繼涌現了20本左右的修辭學著作。不少修辭學著作都在扉頁中註明，在寫作過程中，《修辭學發凡》(以下簡稱《發凡》)是重要參考書。遊叔有在《協大藝文》第20期(1927年)所發表的《修辭學漫談》一文中稱讚說：“能融合中西、兼該新舊，爲我國修辭學專著者，其陳望道之《修辭學發凡》乎!”他還認爲《發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指出楊樹達《中國修辭學》、徐梗生《修辭學教程》、章衣萍《修辭學講話》、郭步陶《實用修辭學》等書的問世，均爲“陳望道影響之力也”。

50年代問世的一些修辭學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辭講話》、張照侯《現代漢語修辭》、呂景先《修詞學習》、張劍聲《漢語積極修辭》等，或在辭格體例上，或在辭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辭學發凡》的影響。1963年出版的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讚揚《發凡》對修辭方式的處理“見解精確，系統清楚”。張志公在《〈修辭學發凡〉給我的教益》一文中則稱《發凡》爲“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要著作”，並說正因爲讀了《發凡》，才使他認識到“修辭學是—個寬廣的，很值得探索的領域，是一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的學問。”新加坡學者鄭子瑜於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國修辭學變遷》一書中說：“在中圍，《修辭學發凡》是大家公認的獨一無二的權威鉅著。”

陳望道不僅潛心研究修辭學，而且也重視研究文法學。他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研究文法，發表論文多篇。他曾於1938年在上海語文學界發動了一場關於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這場討論從1938中起至1941年，歷時四載。其歷史背景是：“從中陰文法和兩樣文法學術接觸之後，……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書爲能事……最近十年來則因中國文法的特殊事實漸漸地發現了，模仿體制已有難以應付裕如之苦。”因而討論中“總的傾向就是革新《馬氏文通》以來，中國文法不從中國語文的實際出發，一味機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國文法的傳統風氣”。討論中涉及的問題有文法學的研究對象、體制、研究方法和詞類區分等。陳望道提出：“根據中國文法事實，借鏡外來新知，參照前人成說，以科學的方法，謹嚴的態度，締造中國文法體系”的建議，並先後發表了《“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後感》、《文法革新的一般問題》、《漫談文法學的對象以及標記能記所記意義之類》等十餘篇論文。他還明確提出應以功能的觀點來研究漢語文法，把組織功能作爲區分詞類的依據。在討論過程中，陳望道還做了大量組織、協調工作，倡導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求同存異，鼓勵大家學術爭鳴。這次學術討論，爲我國文法學史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陳望道彙集所有討論的文章編輯出版了《中國文法革新論叢》一書，成爲漢語文法史上很有價值的文獻。

文化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陳望道在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兩個方面，繼續作出重要貢獻。他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四屆代表和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至四屆委員和第三、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市語文學會會長、《辭海》主編等職。

1956年元旦，毛澤東主席在上海親切地接見了陳望道，並對他的文法修辭研究表示重視和關心，陳望道爲此受到極大的鼓舞。這時他正在籌備成立復旦大學文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後改名爲語言研究室)，並確定研究室的方針任務是：(1)根據學術與教育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研究漢語的話法與修辭的理論與實際。(2)在語法修辭研究中隨時注意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研究與運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認清條理、闡明規律，充實現有的科學內容，提高現有的學術水平。研究室分爲語法、修辭、語言學理論三個小組，每週進行學術交流一次。陳望道爲學術研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除按時出席例會外，還經常來研究室暢談他的學術見解。後來，他的這些談話內容被整理編輯成《陳望道修辭論集》。

1957年6月，根據陳望道本人的請求，經中共上海市委報請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爲中國共產黨黨員。至此，他又重新回到黨內，實踐了他“願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陳望道重新入黨後，黨中央考慮到他的歷史情況以及當時的具體政治環境和工作需要，沒有公開他的黨員身份，直到黨的十大召開時才予以公開，並被選爲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陳望道的學術思想有了較大發展，他提出了“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的觀點，反對語言學研究中不注重漢語實際、不概括漢語事實的不良傾向。並利用一切時機在滬、杭、寧等地進行宣講。1961年他在上海語文學會作了《談談修辭學的研究》的報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學作了《我對研究文法、修辭的意見》的演講，1962年1月到華東師大作了《修辭學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講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學作了《關於語言研究的建議》的學術報告。他在這一時期的系列演講，表明他對修辭學研究的對象、任務、性質、範圍、作用、態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論，均作出了更爲明確、更爲清晰的解答。這對建國後修辭學理論的建設和健康發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辭海》主編舒新城逝世後，由陳望道繼任主編。他以高度負責和一絲不苟的精神，團結和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來共同完成重新編寫任務。1962年初出版了《辭海·試行本》十六分冊;進一步修改後，於1965年出版了新《辭海·未定稿》。他還親自爲該辭典題寫了書名。

正當陳望道想在學術研究中大展宏圖之時，一場政治大風暴突然降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被解散，陳望道也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直至1971年，陳望道以周恩來總理關於高等院校研究機構不能隨便撤銷的指示爲根據，堅決要求恢復語言研究室。1972年語言研究室恢復後不久，他就發表了《論現代漢語中的單位和單位詞》、《漢語提帶複合謂語的探討》等論文，並修訂重印了《修辭學發凡》。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一生從事文法研究的結晶——《文法簡論》的定稿工作。這本書是他在40年代發起中國文法革新討論後所建立的文法體系，集中體現了用功能研究文法的觀點，唯因限於種種條件，最後捧出來的只能是“簡論”，而不是原先計劃的“新論”。陳望道先生一生堅持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到《文法簡論》完稿，算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建國後的數十年間，陳望道在社會工作方面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擔任復旦大學校長這件事了。1949年8月，陳望道被任命爲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委員是張志讓。由於張志讓不久即赴北京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因而未到校任職。陳望道便挑起重擔，配合軍管會做好各項工作。1952年秋季，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陳望道爲復旦大學校長。此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貫徹黨的教育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團結全校廣大師生員工，爲把復旦大學建設成爲新型大學而鞠躬盡瘁，歷時達25年之久。他是復旦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之一。

陳望道特別重視加強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領導。他認爲—個學校不發展科學研究，教學上作就不去，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人才就會成爲空話。建國初期，他即在校務委員會上號召教師積極從事科學研究：“我們一定要爲中國共產黨爭氣，要對文化有所創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翻來覆去地講，教師一定要從事科學研究，要進行創造性勞動，否則文化事業就不能發展，教育事業也不能發展。”1954年校慶時，陳望道在祝賀詞中寫道：“綜合大學應當廣泛地經常地結合教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爲祖國建設服務。”從1954年開始，每年校慶節舉辦科學報告會，就是這時定下的規矩。

陳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獻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學術上不斷追求、不斷創新的一生。他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珍惜和懷念!

學術成就

修辭方面

陳望道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和語文研究工作，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辭學發凡》出版於1932年，全書共分12篇，分別講述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豐富。所引用的書約250部，單篇論文約170篇，方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幷蓄。二是歸納系統，闡釋詳明。該書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對漢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作了系統而詳盡的分析歸納。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爲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爲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對漢語文中的修辭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陳望道是中國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帶進漢語修辭領域的學者。

他在談到寫作的目的時說，該書“是想將修辭學的經界略略畫清，又將若干不切合實際的古來定見帶便指破。除了想說述當時所有的修辭現象之外，還想對於當時正在社會的保守落後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見，如復古存文，機械模仿，以及以爲文言文可以修辭,白話文不能修辭，等等，進行論爭，運用修辭理論爲當時的文藝運動盡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辭學發凡》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開拓了修辭研究的新境界。劉大白(1880年～1932年)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馬氏文通》(1898年)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著作一樣，《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爲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爲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爲初學者之津樑。”(《修辭學發凡》初版劉序)

語文改革

陳望道也是語文改革的積極主張者和實踐者。早在30年代，他就積極提倡新文字運動，並組織和領導當時上海的語文運動。他主編《每日譯報》的《語文週刊》，經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論刊物《中國語文》上發表文章，有《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1938年)、《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小記》(1938年)、《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1939年)、《語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1940年)、《從“詞兒連寫”說到語文深入研究》(1940年)等，並編制了《拉丁化漢字拼音表》(1938年)，對語文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49年以後,他積極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話推廣工作,曾多次參加有關這些工作的專門會議。在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中，他爲確定“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作爲語法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大衆語

陳望道還發動了“大衆語運動”，於1934年先後發表了《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建立大衆語文學》、《這一次文言和白話的論戰》、《大衆語論》、《怎樣做到大衆語的“普遍”?》、《文學和大衆語》等文章，對大衆語的建立提出許多科學性、建設性的意見,促進了文學語言的大衆化和大衆語文學的發展，同時也爲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爲了實踐“大衆語”，他於1934年 9月創辦並主編《太白》半月刊，首創“科學小品”新文體，開闢“掂斤簸兩”新欄目，專登匕首式的雜感，並首倡採用民間的“手頭字”。

其他方面

此外，陳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講義》(1922年)，是中國有系統的講作文法的第一部書。他還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者之一。陳望道從事文化學術活動和教育工作達60年，幾乎涉獵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撰寫和翻譯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他的論文和著作，已由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成《陳望道文集》3卷(第1卷1979,第2卷1980,第3卷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陳望道語文論集》(1980，上海教育出版社)、《陳望道修辭論集》(1985，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