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棡在醫學方面有哪些成就？他留下了哪些醫學著作？

朱橚，南直隸應天府上元縣(今江蘇省南京市)人，明朝宗室，醫學家，明代第一任周王，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同母弟，建文帝朱允炆之叔，生母待考證(因與朱棣同母，且朱棣本身生母存疑，故其生母可能性有二。孝慈高皇后馬氏或碽妃)。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七月初九日(8月9日)生。洪武三年(1370年)封吳王，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爲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開封。洪熙元年(1425年)閏七月二十日薨逝，終年六十五，諡號“定”，是爲周定王。

人物成就

典籍

朱橚家有“東書草堂”以藏書籍和教授子弟，據明初慣例，藩王在各地就封時，皇帝皆有賜書，據載，“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由此可見，他的“東書草堂”藏書樓，有賜書若干。藏書印有“周府御書樓寶”、“明善齋記”等。朱橚還作了《元宮詞》百章。

醫學

青年時期朱橚就對醫藥很有興趣，認爲醫藥可以救死扶傷。延年益壽。他組織一些學者編撰過《保生餘錄》方書兩卷，隨後着手方劑學鉅著普劑方的編著工作。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他被流放到雲南。在這期間，朱橚對民間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當地居民生活環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醫少藥的情況非常嚴重。於是他組織本府的良醫李佰等編寫了方便實用、“家傳應效”的《袖珍方》一書。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回到開封。他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於民衆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並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劉醇、滕碩、李恆、瞿佑等，作爲研究工作的骨幹;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畫工和其他方面的輔助人員，組成一個集體。大量收集各種圖書資料，打下了“開封周邸圖書甲他藩”的堅實基礎。又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領導者和參加者。儘管他在建文初(1399年)再被流放到雲南一次，但他從未間斷有關方劑學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15世紀初，由他親自訂定，滕碩和劉醇協助編寫的《普劑方》編成。永樂四年(1406年)，朱橚在本草學上別開生面的《救荒本草》一書刊行。

朱橚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共4種，分別是《保生餘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保生餘錄》，全書兩卷。《袖珍方》全書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還是周府自制的。這部著作編著嚴謹，“因疾授方，對方以授藥”。總結歷代醫家用方經驗，“條方類別，詳切明備，便於應用。《袖珍方》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餘次，可見受醫家重視的程度。它的發行，對我國西南邊陲醫藥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普濟方》是被認爲“採摭繁富，編次詳析，自古經方更無賅備於是者”(《四庫全書提要》)的鉅著。全書共168卷。其中有方脈總論、運氣、臟腑、身形、諸疾、婦入、嬰兒、鍼灸、本草共100餘門，計1960論，2175類，61739個藥方，239圖。對於所述病症均有論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獻，爲後代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引用其中的方劑就特別多。當然，該書也存有不少重複牴牾的地方。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說《普濟方》重在整理綜合前人的成就，則《救荒本草》是以開拓新領域見長。在我國封建社會各朝各代，大體上都是賦稅繁重，災害頻繁，勞動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樹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壓迫極其嚴重，到明初戰亂剛停時，人民尚未得到休養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爲常事。勞動人民在長期食用野生植物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性的知識，急待加以總結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國自古藥食同源，本草學的發展也爲對野生植物的認識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圍的學者們，正是以這些知識爲基礎進行《救荒本草》的編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資源調查性質，其編綴僅以食用植物爲限，這一點又與傳統本草有所區別。可以說，《救荒本草》作爲一種記載食用野生植物的專書。是從傳統本草學中分化出來的產物，同時也是我國本草學從藥物學嚮應用植物學發展的一個標誌。

《救荒本草》全書兩卷，共記述植物414種，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書中所沒有記載過的。與傳統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來自直接的觀察，不作繁瑣的考證，只用簡潔通俗的語言將植物形態等表述出來。描述一種植物，即附一插圖，圖文配合相當緊湊。就形式而言，很有區域被子植物誌的意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這部書的圖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準確、真實。所以無論是從普及植物學知識，還是便利民衆尋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義。由於作者有實驗植物園，可以隨時對植物進行細緻的觀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徵。如花基數、葉脈、花序等。此外還使用了一些易爲學者和民衆接受，能夠簡潔、確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徵的植物學術語。對植物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在這本書中，朱橚記載了一些新穎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於經典本草書中豆可以解毒的說法，他想出用豆葉與有毒植物商陸(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製備法。在講述白屈菜的食用時，他別出心裁地設計了用細土與煮熟的植物體同浸，然後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質。有人認爲近代植物化學領域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可能始於《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於開創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部書在明代翻刻了幾次，還有不少文人學者紛起仿效，形成了一個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認爲《救荒本草》“頗詳明可據”。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不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還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進方法。明代徐光啓編撰的。《農政全書》將《救荒本草》全文收載。清代重要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中“草木典”的許多圖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吳其濬在撰寫《植物名實圖考》這部重要的植物學著作時，不但效法朱橚通過實際調查和收集實物的方法來取得第一手資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圖文。從這些事實看，朱橚的著作對我國明清時代的學術界，確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7世紀末，《救荒本草》傳到了日本。它以其內容實用，記事適切，繪圖精緻的鮮明優點，博得日本學者的青睬和強烈關注。享保元年(1716年)，江戶中期的重要本草學家松岡恕(玄達成章，1668年—1746年)，從《農政全書》中析出《救荒本草》，專門對之進行訓點和日名考訂，而後在京都、滕野九郎兵衛等地刊行，書名是《周憲王救荒本草》。全書14卷，目錄一卷，收植物413種，寬政十一年(1799年)，著名本草學家小野蘭山(職博，1729年—1810年)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救荒本草》後，據之爲藍本對松岡本進行正誤補遺，出了名爲《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譜並同補遺》的第二版，收載植物種數爲4l4種。天保十三年(1842年)小野的孫子蕙畝(職孝，卒了1853年)寫成平易簡明的《救荒本草啓蒙》14卷，共四冊刊行。

《救荒本草》的廣爲傳播，引起了當時日本學者的巨大興趣，不僅研究文獻非常多、而且還出現一些類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樸庵天保年間的《救荒植物數十種》、《救荒略》、館飢的《荒年食糧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種植物於植物園以便觀察記錄的方法也給日本的本草學界及後來的植物學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如巖崎常正見《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後，許多本草學家對其中植物存在不少疑問。他決心弄清楚這些問題，親自到山野考察採集，幾年工夫盆栽園培植物2000餘種，根據實物把每種植物的形狀臨摹下來，編輯成書。 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學家一直未明的一些問題，寫成研究《救荒本草》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持續努力，最終寫成了當時植物學上最有價值，彩色圖說2000餘種植物的《本草圖譜》。巖崎還於1828年創立了本草學會，把應用博物學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正如上野益三所說：“《救荒本草》對植物產地、特徵、記載簡潔，繪圖準確，有《本草綱目》等書所無的內容，這無疑對本草學的博物學化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科學史界認爲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學啓原》是植物學從有用植物學脫離出來而成爲“純正植物學”的教科書，這本書較詳盡地指導了後來的植物學，功業很大。日本近代植物學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認爲，宇田在翻譯這本西方植物學著作時也曾受益於《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實分類術語是來自《救荒本草》的。事實表明，《救荒本草》對當時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學的發展都起過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學成就，贏得了當代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1881年，俄國植物學家E.貝勒(Bretschneider，1833年—1901年)在《中國植物誌》(Batanicum Sinicum)一書中，曾對其中的176種植物進行學名鑑定，並認爲其中的木刻圖早於西方近70年。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W.T.施溫高(Swingle)認爲《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並仍然是當時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 專著。他還認爲中國人對救荒植物的關注，促成了中國今天擁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數量很可能是歐洲的l0倍和美國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國藥物學家伊博恩(，l887年—1949年)對書中的植物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寫了一部題爲《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饑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專著。 列出了書中358種植物的漢名、已知學名、英文名稱、化學成分和在其他國家食用的情況。美國植物學家H.S.裏德(Reed)在《植物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的書是中國早期植物學一部傑出的著作，是東方植物認識和馴化史上一個重要的知識來源。美國科學史家G.薩頓(Sarton，1884年一l956年)在《科學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書中，對朱橚的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爲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的植物園是中世紀的傑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紀最卓越的本草書。

朱橚在明初藩王中，不僅在傳統文化上有所建樹，而且從發展封地農業經濟出發，蒐集整理了醫藥、農事等方面的材料，編輯成了《普濟方》、《救荒本草》等著作，爲明代農業和醫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等認爲，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國人在人道主義方面的一個很大貢獻。朱橚既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也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