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詞代表人物生平簡介：侯方域，清初三大家之一

侯方域(1618—1654)，明末清初河南商丘人，字朝宗。侯恂子。少時爲復社、幾社諸名士所推重，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號四公子。南明弘光時，以不受阮大鋮籠絡，險遭迫害，夜走依總兵官高傑，又曾入史可法幕。入清，應順治八年鄉試，中副榜。文章富才氣，與魏禧、汪琬號清初三大家。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侯方域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人物生平

家史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謂“戍籍”即是有罪充軍至某地所記的戶籍，被視爲賤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貴。

侯方域的祖父侯執蒲，兩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職祭典。天啓年間，魏忠賢想代明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執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賢不曾矯詔宣佈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說天壇常有“宮奴閹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以爲“刑餘不宜近至尊，而況天神饗祀之地?請下所司論治”。這是指着和尚罵禿，魏忠賢大怒。侯執蒲見機，辭官而歸。在朝時，陳貞慧的父親陳於庭，當吏部左侍郎，與東林巨頭高攀龍、趙南星，並負天下重望，對侯執蒲頗有照應。所以侯陳兩家，算起來是三代四輩的交情。

侯執蒲有子五人，長子即是侯方域的父親侯恂，以進士爲言官。天啓四年閹黨大攻東林時落職而歸。崇禎元年復起，由廣西道御史轉太僕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爲時不過兩年。崇禎三年出駐昌平，稱爲“督治侍郎”。其時正當前一年冬天，清兵入關，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煥被殺，祖大壽兵變之後，各路勤王之師雲集近畿達二十餘萬之多。負守關全責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孫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揮不靈。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無所表現，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識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寧南侯傳》記左良玉遼東人，投軍以戰功得爲遼東都司。有兵無餉，少不得常乾沒本錢的買賣。有一次搶了一大票，不想竟是運到錦州的餉銀，論法當斬。而同犯丘姓很夠義氣，一肩擔承，左良玉得以不死。當然，官是丟掉了。傳雲：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謂侯恂。昌平爲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職責之一，即是守護陵寢。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設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葉以後，龍陽之風甚熾，軍中不攜婦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寢。“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說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賈開宗，於此四字之旁有夾註：“寧南出身如此。”觀下文失金酒卮以後，左良玉請罪，侯恂答覆他的話，情景自見。而孔東塘作《桃花扇》派腳色，左良玉以小生應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內。

崇禎四年春天，清太宗製成紅衣大炮。秋天舉兵侵明，進圍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寧南侯傳》記：

“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浚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論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

“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闈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論其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日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

這段記述，稍嫌誇張，而大致皆爲事實。自此以後，左良玉成爲動關安危的大將。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禎六年五月，調升爲戶部尚書。侯方域進京侍父，即在此時。其時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親。第二年，代父草擬屯田奏議，計分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墾種、考課、信任等十目，洋洋萬言，條暢練達，期於可行。但此時大局已成鼎沸魚爛之勢，民間有“田”字詩，所謂“昔爲富之基，今成累字頭”，有田者寧願流離道途，乞討爲生，不願回鄉耕種，藉以逃避“加派”。在這種情況下談屯墾，無異紙上談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爲斷言。但以十七歲的少年，能草成這樣的大文字，雖說是在侯恂指導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頗留意經濟政事，有用世之志。卻以生不逢辰，英才無由得展。以小見大，侯方域個人的悲劇，亦正是時代的悲劇。

當侯恂就事一個月之後，首輔周延儒爲溫體仁所排擠而去官。不過溫體仁雖取代爲首輔，猶不敢彰明較着與東林、復社爲難，所以侯恂亦得安於其位。

到了崇禎九年，東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擠罷相以後，溫體仁羽毛已豐，職掌度支的侯恂乃爲體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餉，被捕下獄，直到崇禎十四年方始出獄。

侯恂明史無傳，他的落職獲罪，繫獄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詩文中皆未提及。所謂“糜餉”，或非虛誣。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禎十一年。南歸的原因是在應鄉試。

受難

崇禎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爲明朝百毒俱發，勢在必亡之時，而南都的繁華，卻更勝於昔。“四公子”的名聲，即起於此時。十一年南闈鄉試，王謝子弟，東林孤兒，連翩入場。陳貞慧、冒闢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盡關乎文字優劣，如侯方域之被擯，乃第一場策論觸犯時忌之故。

《壯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試策一》，有徐鄰唐按語：

“是科爲己卯，朝宗舉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輩且得罪。’本房廖公國遴力爭曰：‘果得罪，本房願獨任之。’正考遲迴良久曰：‘吾輩得罪，不過降級罰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讀其策，豈讓劉蕢，千載一轍，良可嘆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則磨勘試卷，侯方域將獲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因爲侯方域這篇策論中，對崇禎有極深刻的批評，試摘數段如下：

“所貴於甘德者，能臨天下之謂也。虞書曰：‘臨下以簡。’而後世任數之主，乃欲於其察察以窮之。過矣!夫天下之情僞，蓋嘗不可以勝防;而人主恆任其獨智，鉤距探索其間，其偶得之也，則必喜於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轉而疑人。秉自用之術，而積疑人之心，天下豈復有可信者哉?”

這開頭的一段，便是指崇禎察察爲明之故，而非虛空鑑衡，驟作月旦，是有實例爲根據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寧遠巡撫袁崇煥率師赴援。其先，俘獲太監二人，清太宗付與漢軍旗人高鴻中、鮑承先監收。高、鮑二人遵密計行事，據《清太宗實錄》所載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語云：‘今月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袁崇煥下獄。”

這完全是《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故事的翻版。事實上，清太祖時曾將《三國演義》譯爲滿文，作爲兵書。清太宗確爲有心用此反間計，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對崇禎“竟墮此等下劣詭道，自壞萬里長城”，深致感嘆。後入讀史，尚有餘憾，則在當時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論中痛切陳詞如此。倘或中式，闈墨發刻，天下皆知，則謗訕君上，必有巨禍。是故“保全”之說，亦不可全視爲遁詞。

榜發下第，侯方域回家鄉，與賈開宗等組織文社，名爲“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傳》所謂“雪苑侯生”之雪苑，出處在此。

避世

崇禎十四年，侯恂出獄而侯執蒲病故。這年李自成破南陽，圍開封，侯方域奉父避難金陵。下一年歸德淪陷，開封被圍益急。其時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實力比較雄厚，但跋扈不聽節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管援汴官軍，結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寧南侯傳》：

“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踊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北河;司徒公知糧無所出……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這段文章寫得支離不明，所謂“朝廷中變”係指何事?左良玉擁兵三十萬，侯恂可曾督促攻賊?皆無交代。此由於侯方域爲親者諱，隱略了一大段事實：其時侯恂尚未受代，開封前線，仍由丁啓睿督師。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雲屯於開封以南的朱仙鎮，與賊壘相望。《明史紀事本末》載：

“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鹹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

明史《左良玉傳》所記大致相同，而更爲詳晰：

“賊營西，官軍營北。良玉見賊勢盛，一夕拔營遁，衆軍望見皆潰。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過，從後擊之。官軍幸追者緩，疾馳八十里。賊已於其前穿塹，深廣各二尋，環繞百里;自成親率衆遮於後，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谷中，趾其顛而過。賊從而蹂之，軍大敗。”

結果是“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良玉走襄陽”。其時侯恂在黃河北岸，崇禎命侯恂“拒河圖賊”。命左良玉“以兵來會”，即由襄陽北上，仍回開封前線，而左良玉“畏自成遷延不至”。於是九月間，李自成決河灌城，中州佳麗，盡付波臣，大堤弦管，與濁潮相嗚咽了!

於此可知，《寧南侯傳》所謂“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有無其事，實成疑問。史實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負開封失陷的主要責任。而侯恂復起，對左良玉一無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記，實皆粉飾之詞。據明史《左良玉傳》：“帝怒恂罷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則左良玉所報答於舉主者，實所不堪。獨怪侯方域猶爲之曲曲迴護，此中是何道理，很難索解。

左良玉自兵敗後，即在長江上游劫鹽船爲活。崇禎十六年移兵九江，揚言缺糧，要就食金陵。一時人心惶惶，計無所出。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便託侯方域以他父親的名義，致函左良玉，勸阻南下。而阮大鋮乘機報復，大放空氣，說左良玉進兵，有侯方域作內應，打算借刀殺人!幸虧楊文驄報信，方得及時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與阮光祿書》敘其經過如下：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雲：‘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據年譜記，侯方域“避於宜興”，是逃在陳貞慧家。甲申之變，復回金陵。這年秋天，陳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倉皇出兼金”，託錢禧多方賄託，終以練國事的出大力，陳貞慧得以出獄。此爲侯方域在《贈陳郎序》中所自道。

《贈陳郎序》又記：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鋮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餘。餘時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爲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餘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壘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慼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餘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

此爲陳、侯於患難中締姻的經過。其後兩不相負，風義可佩。

其宜興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揚州史可法的大營。事蹟可稱者，只有替史可法擬復多爾袞書一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則出於李雯的手筆——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爲內閣中書舍人。在當時，此一職位相當於內閣學士，一時詔誥書檄，多出其手。龔芝麓譽之爲“國士無滿，名滿江左”。筆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爾袞所擬原書，縱不能勝於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擬的復書，至少亦是旗鼓相當。

自乙酉五月以後，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於順治三年成爲滿清第一科的進士，而侯方域已決心做明朝的遺民，無奈事與願違。在多爾袞攝政期間，漢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爭。北則馮銓，南則陳名夏，等於前明閹與東林之爭的延續。於是甘心終老於巖壑者亦不得安寧了。最顯著的例子，是吳梅村的復出。

吳梅村在當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無論馮銓要拖人落水，還是陳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個看中的目標，都必然是吳梅村。而吳與另外一陳——猶如復社兩張一般——當時朝中南派的首腦爲兩陳，江蘇溧陽的陳名夏以外，浙江海寧的陳之遴是吳梅村的兒女親家。兩陳交薦，吳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壓力甚重，終於不得不在順治十年秋天，就徵進京。“我本淮南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國子監祭酒。

在吳梅村復出之說甚囂塵上時，侯方域曾致書規勸，論其“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吳梅村復書，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負良友”而終於復出。事實上侯方域亦有被迫應試之事，《年譜》載：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歲。當事欲案治公，以及於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又賈開宗所撰《本傳》：

“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語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

年譜與本傳所記，於侯方域的心跡，大相徑庭，一則被迫，一則有用世之志，而以後者爲較可信。

賈開宗爲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稱之爲“賈三兄”，撰傳評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誣侯方域的出處心跡。但作傳記事，求信求雅，與子孫爲先人作年譜，理當爲親者諱的情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