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明末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他的一生有着怎樣的經歷？

黃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浙江餘姚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明遺民。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之一黃尊素長子。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唐甄並稱“明末清初四大啓蒙思想家”，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爲“明末清初五大家”，與陝西李顒、直隸容城孫奇逢並稱“海內三大鴻儒”，亦有“中國思想啓蒙之父”之譽。

人物生平

庭錐奸黨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父黃尊素，萬曆進士，天啓中官御史，東林黨人，[3]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下獄，受酷刑而死。

崇禎元年(1628年)魏忠賢、崔呈秀等已除，天啓朝冤案獲平反。黃上書請誅閹黨餘孽許顯純、崔應元等。五月刑部會審，出庭對證，出袖中錐刺許顯純，當衆痛擊崔應元，拔其須歸祭父靈，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嘆稱其爲“忠臣孤子”。

入社興學

黃宗羲歸鄉後，即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林之緒”。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

崇禎三年(1630年)，張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黃宗羲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爲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他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爲首領的詩社;後來，黃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餘姚組織過“梨洲復社”。

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宗羲北京科舉名落孫山。冬月初十，黃宗羲回到餘姚家中。

抗清隱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權建立，阮大鋮爲兵部侍郎，編《蝗蝻錄》(誣東林黨爲蝗，復社爲蝻)，據《留都防亂公揭》署名捕殺，黃宗羲等被捕入獄。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覆滅，黃宗羲乘亂脫身返回餘姚。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熊汝霖起兵抗清。於是，黃宗羲變賣家產，召集黃竹浦600餘青壯年，組織“世忠營”響應，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魯王宣付史臣頒之浙東。

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魯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五月，指揮“火攻營”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懸殊失利。六月兵敗，清軍佔紹興，與王翊殘部入四明山，駐杖錫寺結寨固守，後因其外出時部下擾民，寨被山民毀而潛居家中，又因清廷緝拿，避居化安山。

順治六年(1649年)朝見魯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

順治七至十一年(1650至1654年)，黃宗羲遭清廷三次通緝，仍捎魯王密信聯絡金華諸地義軍，派人入海向魯王報清軍將攻舟山之警。期間家禍迭起，弟宗炎兩次被捕，幾處極刑;兒媳、小兒、小孫女病夭;故居兩次遭火。[4]順治十年九月，始著書講學。

康熙二年至康熙十八年(1663至1679年)，黃宗羲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

拒不仕清

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徵“博學鴻儒”，學生代爲力辭。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禮敦請”赴京修《明史》，黃宗羲以年老多病堅辭。康熙帝令地方官抄錄其所著明史論著、史料送交史館，總裁又延請其子黃百家及弟子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是年黃宗羲始停止講學，悉力著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參與修纂《浙江通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次年，王掞又捐俸匯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瑒、姜希轍一起編輯了《劉子全書》，併爲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黃宗羲將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刪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這年，他自築生壙於龍虎山黃尊素墓側，並有《築墓雜言》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又召其進京充顧問，徐乾學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辭。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跡，拜訪朋友。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爲汪慄亭《黃山續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將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粹編爲《明文授讀》。

與世長辭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擡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

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勳的信中寫道：“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於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