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桐城派三祖”之一主要成就介紹，生平簡介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在今桐城中學內)，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安慶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與方苞、劉大櫆並稱爲“桐城派三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鄉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進士，授庶吉士，三年後散館改主事，曾任山東、湖南副主考，會試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庫全書》館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辭官。旋歸裏，以授徒爲生，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學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師承劉大櫆，主張“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在方苞重義理、劉大櫆長於辭章的基礎上，提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發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論。爲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於文章，詩文雙絕，書藝亦佳。著有《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惜抱軒詩集》10卷、《筆記》10卷、《尺牘》10卷、《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輯成《古文辭類纂》75卷。

人物生平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他的哭聲繚繞在桐城南門樹德堂內。樹德堂裏喜氣洋洋，街坊們也紛紛前來道賀：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興旺，人們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讀書種子，不知這種子日後會如此茁壯，直將這閥閱門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顯赫的吳興姚氏的後裔，其家族始遷於浙江餘姚。一世祖姚勝三隨父宦居安慶，由浙江餘姚遷居麻溪，五世祖姚旭於明景泰間遷居桐城城裏。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縣城已300餘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於桐城南門的一個官宦書香人家。先祖姚旭爲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姚之蘭爲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皆載入《明史循吏傳》;姚孫棐曾以“五里三進士(姚孫棐、龍鯉門、許鯉躍)，隔河兩狀元(劉若宰、龍汝言)”而聞名遐邇.。高祖姚文然，康熙時任刑部尚書;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羅田知縣，均賢良清廉，辭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範，進士及第後爲翰林院編修，著有《援鶉堂文集-詩集》，學貫經史，與桐城派祖師之一的劉大櫆情深意篤，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經學，跟劉大櫆學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歲時即去世，父淑終生爲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時，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學，伯父姚範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劉大櫆對姚鼐特別器重，稱其“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後來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歲考中舉人後，經過五次禮部會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歲第六次應禮部試，才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後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鼐乞養歸裏，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樑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梅曾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歲的劉大櫆去世。姚鼐毫無疑義的成爲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盡心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終於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辭賦選本，按照文章的應用分分十三類：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所入選的作品以戰國策、兩漢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歸有光、方苞、劉大櫆等爲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傳統，爲桐城派樹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體現了姚鼐的文學主張。這本集子很受人們喜愛，有很大的影響。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辭去官職。他希望騰出時間來提倡桐城派主張，開始了他四十餘年的講學生涯。姚鼐先後在江寧、揚州、徽州、安慶先後主持鍾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士子得以及門爲幸”。他的門下有很多後來成爲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門“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以及劉開等，他們使桐城派聲勢更高。有很多籍貫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認爲桐城派

嘉慶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歲的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歸葬桐城楊樹灣。此時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無可撼動。道光咸豐年間，桐城派在曾國藩及曾門弟子手中又呈一時之盛，一直延續到嚴復、林紓和新文學的誕生。

主要成就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爲“桐城三祖”，被盛譽爲“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峯”。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爲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 “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 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 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爲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爲，“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着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這有其時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間走上文壇。清代的考據風氣也在這時開始盛行。人們稱這種考據的功夫爲“漢學”，與之相對的是勢力較弱的“宋學”。學界多推崇漢學，對宋明理學比較厭棄，這往往導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贊成排斥宋學的傾向，同時又針對漢學家、宋學家對文學的輕視態度，提出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偏廢的主張。這成爲桐城派古文理論的綱領。

“義理”，是指當時的理學思想，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是指文章要有實據，避免空泛，主要來自漢學;“辭章”，是指文章還要有結構、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姚鼐認爲三者的統一纔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繼;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當然，三者有輕有重，考據要爲義理服務。姚鼐想調和漢宋，融貫三者，認爲作家能兼三者之長的爲好作家。這種主張實際上成爲了桐城派的文學綱領。姚鼐自己也身體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職的姚鼐來到山東，登上了東嶽泰山，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記》一文。全篇僅數百字，內容十分豐富，是融考證與辭章的典範。文章從泰山南北的汶水、濟水寫起，內容涉及天門、岱祠等諸多古蹟，辭章優美。如寫登上泰山之後“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來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義理、考據、辭章”對當時和後世都影響巨大。一方面，姚鼐實際上是站在維護理學的立場上，企圖調和漢宋的爭論，兼採考據的長處，以考據充實理學的空疏，從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價值。一方面，這一主張如果推而廣之，那麼可以看作是對文章基本的要求。無論何時都同樣有重要意義：“義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據”要求立論紮實，有說服力;“辭章”要求字通句順，有藝術性。

姚鼐以宋儒之學爲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爲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爲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爲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爲文“以神、韻爲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爲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爲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爲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爲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爲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爲順序，以遊蹤爲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遊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裏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