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諸子百家爲什麼一直到晚清還在發展，原來是這樣

諸子學主要指活躍在先秦時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農家、兵家等九流十家。漢武帝既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世學者出於對儒家正統地位的維護，長期視諸子學爲異端。除部分內容被儒家吸收利用外，諸子學整體則逐漸走向了式微。

明末清初漢族士大夫懷有亡國之恨，爲了批判空疏學風而倡導實學，主張經世致用，諸子學因之一度大放光彩。康熙中葉之後，統治者的文化高壓政策迫使士子多擁入埋頭考據，皓首窮經之途。然而峯迴路轉，考據學的興盛也恰爲諸子考證的興起創造了契機。全國知識分子趨於考據一途，皓首窮經，但前人已經遍注諸經，可供自己發揮的餘地所剩無幾。先秦諸子書多未經整理，大有可爲，諸子成爲考據學家們的另一重要戰場。如汪中提倡荀、墨，焦循主張排除門戶習見，會通諸家。

(顧炎武)

嘉道以後，社會頹敗，西方給中國帶來極大震盪，救亡圖存成爲時代的主題，有識之士利用諸子學所具有的經世致用的特點對其加以改造以適應時代需求。西學作爲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其作用也開始逐步凸顯。出於經世致用，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有識之士研治諸子已不再滿足於純粹的文字校釋，而是深刻發掘諸子學說中與近代社會變革相適應的思想主張。在晚清以龔自珍、魏源等爲代表的今文經學家，以陳澧、曾國藩爲代表的新理學家，都注重利用諸子的思想，但這兩家受傳統儒家影響較深，對於西學的浸染並不十分深厚。因此，他們的學術結構中，還是儒家本位的基調。而以黃遵憲、鄭觀應、郭嵩燾等爲代表的新式知識分子，則用心良苦地倡導“西學中源說”甚至是“西學源於諸子學”之說，以使西學貫通諸子學，破除“夷夏之辯”，減少社會革新的阻力，尋找嫁接西方思想文化的社會根基。

在19世紀晚期，雖然儒學依舊保持着統治地位，雖然西學尚未深入到更新諸子學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的程度，但西學的浪潮的確創造了一種推重諸子學的社會、文化氛圍。因此，西學是推動晚清諸子學興起的重要動力，而‘西學源於諸子說’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遲至20世紀初至五四之際，諸子學已經全面復興了，出現了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胡適等諸子學大家。而且諸子學研究的整個學界標準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義理學取代考據學成爲了諸子學研究最主要的內容；在指導思想和價值取向上，西學對諸子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學界標準不再是“西學中源說”式的論調，此時甚至出現將漢學、諸子學強行比附西學的狀況即“中西會通說”。嚴復的老莊研究就基本建立在進化論思想上，西方思想的引入推動了諸子“義理之學”的發展和深入，也影響了研究者的價值評判和闡釋。不僅研究者，整個社會的也認同了西方學術對於中國傳統學術的指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