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的雲南減薪計劃：高管月薪降幅百分之八十

1911年10月31日，蔡鍔領導的重九起義軍“解放”了昆明，在昆明五華山兩級師範學校宣告“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正式成立，蔡鍔當上了雲南軍都督。可雲南地遠財困，素來是吃國家財政的。該省每年支出是六百多萬兩銀子，而本省財政歲入僅三百萬兩，一革命後得自己當家，這個大缺口如何補上?

蔡鍔到任，也沒太多辦法，還是向中央財政要錢。1912年12月，蔡鍔打了報告《爲雲南財政支絀請撥款協濟及借款興辦實業呈答總統文》，雲：“查前清宣統三四年預算案，雲南歲出年約需庫平銀六百餘萬兩，地方行政經費尚不在內，而本省歲入不過三百萬兩，故每年除由部庫撥款各省協濟一百六十萬餘外，尚不敷一百餘萬。”可是去年搞了革命，把給錢的清政府都給推翻了，哪還有“部庫”撥款?“自去歲起義，協款驟停，呼籲既已無門，應付將窮於術，而內戢匪亂，外固國防，加以援蜀協黔，在在需款。”

這番田地，的確是真窮，何以知之?看蔡鍔接着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1912年1月，蔡鍔都督雲南之開局之年之正月，按理要給自己掛紅纔是，要給革命分紅纔是，可是蔡鍔卻拿自己開刀，大刀闊斧砍向自己：“吾滇自反正以來，整理內治，擴張軍備，經費驟減，入不敷出，深恐財政支絀，不足以促政治之進，則唯有約我同人，酌減經費，以期略紓民困，漸裕餉源。”話說了一大籮，其實是一句話：幹部要減工資。

這段話裏，有“酌減”兩字，似乎還蠻寬將帥之心，九牛隻需拔一毛，而且是酌情。及到“酌減”表格下來，嚇了將帥一大跳。蔡鍔之減薪計劃，是按級別來減的，分上等、中等與次等;級別高，降幅大;級別小，降幅小;級別很低的，如排長、班長及士兵，不加也不減。高官減薪幅度也是蠻嚇人的：上等正都督，原先是月薪六百兩，直降到一百二十兩，降幅爲百分之八十;上等副都督，原先是月薪四百兩，也直降到一百二十兩，與正都督一個樣，降幅是七成;上等協都督，原先是月薪二百五十兩，降到一百兩。中等的，次等的，原先工資低，降的幅度也就小了，如中等的正都尉，原先是二百兩，實行新工資制後，是八十兩，削減六成;次等的協校尉，原先是月薪二十兩，只降四兩，爲十六兩——正都督是降八成，協校尉是保八成。

說來，也並不用先贊蔡鍔品德高尚，只能說他之前的都督們太無恥。一方面是財政那麼困難，他們卻享受高薪;另一方面，基層幹部薪酬是那麼低，他們也還是安享超高收入。原來都督是月薪六百兩，而次等的(也是有級別的)司書生卻是十二兩，省部級是科股級的三十倍。此外，工資的含金量又何止三十倍?都督們其吃、其穿、其用、其行，乃至七大姑八大姨之吃穿用度，客人來了請客，需要自己出錢嗎?所以工資是基本不用的;而越到下層，越是靠工資吃飯。若如此去計算，當年的都督與司書生，可能不是三十倍的收入差距，或是百倍乃至三百倍，一切皆有可能。

蔡鍔的減薪，首先是從自己減起，他是一把手，卻跟二把手三把手一個樣，二把手能不服?蔡鍔減工資，最底層的人是不減的，他在下發的文件裏白紙黑字寫明：“弁護目並匠夫，餉銀仍照舊章支發。”這裏可知，蔡鍔降薪，降的是自己，是大官、中官之薪;小官與無品的公務員，他是不降的。底層公務員工資並不高，若把他們也“革”了，那革命的意義何在?

蔡鍔革命成功，打了土豪，卻不給官僚分田地，反而大降官僚們的既得利益。您不曉得，這還是階段性的自我革命呢。官員們尚沒適應，距首次降薪僅五個月，到1912年6月，蔡鍔又再次頒發降薪文件：“現因國事多艱，再加裁減，凡政軍學警各界，除分認愛國公債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減爲六十元;以下遞減，惟目並暫仍其舊。”蔡鍔自己的工資再降了五成，由最初的六百兩猛降到六十兩。

蔡鍔的自我革命，實在是革命者應有之義。蔡鍔所居那時代，各界的收入都低，商人稍微高些，但醫生、教師、工人及五行八作，收入都不高;如果大家的收入都高了，教授月薪上萬，醫院科室主任年薪二三十萬，公務員工資處於低水平，還是月薪一兩千，那給公務員漲薪，沒話說的，完全應該。但蔡鍔那會兒，全社會收入那麼低，官僚們薪金卻那麼高，蔡鍔將其降下來，就很英明瞭。好比一個企業，若是一方面經營上鉅額虧損，另一方面經理們的年收入高得嚇人，還屢屢向國家要錢、向顧客叫苦，那不是太荒謬了嗎?

蔡鍔降薪，確是因政府“經營鉅額虧損”，也源於國民整體貧困。他自我革命，是出於良知。良知在人品序列裏，是處於第一層的。說人有良知，並不是很高的評價，與高尚之評，很有距離。但設若當時社會連良知都缺乏，那有良知，也是我們值得舉手，並腳，此致，敬禮。

蔡鍔除給自己減薪外，還有其他多項規定的，如，一，不得請客送禮;二，兼差人員概不得兼薪(抽調到各種工程指揮部，不能領兩份工資);三，不得受賄和侵吞公款;四，不得侵吞缺額餉銀;五，不得挪用教育經費……看看，這些條文也未見得有太高明之處，蔡鍔所施政者，也不過是平常舉措。

但把平常舉措常態化了，帶頭執行了，那就是好領導。蔡鍔確是帶頭廉政的，“公費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軍，不欲使家有盈餘。”朱德同志後來也回憶，(在雲南)“廉潔成爲了一時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