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作爲防禦性建築，在中國歷史上又是如何發展的？

城牆作爲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禦外侵防禦性建築，中國古代城市的城牆從結構和功能分，主要由牆體、女牆、垛口、城樓、角樓、城門和甕城等部分構成，絕大多數城牆外圍還有護城河。從建築的原材料分，分爲版築夯土牆、土坯壘砌牆、青磚砌牆、石砌牆和磚石混合砌築多種類型。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現在看到的城牆，都是由土或磚石築砌的剛性實體，並具有一定的厚度與高度。其所在位置，一般都在城市或建築組羣的周圍，起着分割空間、阻隔內外的作用。這種採用人工修造的建築屏障來圍護一定空間的方式，究其淵源，最早恐出於原始社會房屋的壁體和圍牆，以後發展爲聚落的寨牆，當聚落擴展爲城市時，才逐漸演變成目前的形式。

以後，它又被人們使用於國境及邊界，並進一步發展爲具多種內涵的強大邊防體系。由此可見，城牆產生和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於它的對外防禦性。而對空間或地域所進行的劃分或隔絕功能，則是次要的。我國最早城牆的出現，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主要存在於當時的各類城市。隨着城市的不斷增加，以後歷代都曾大量建造。由於古代戰爭中的進攻手段一直相當原始，因此城牆這種並不十分先進的防禦構築物，在我國竟然沿用到封建社會末期。

城牆在我國幾千年歷史中的發展又是如何?除了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以外，另一個來源就是中國古代文獻。內中有關於築城的記載亦復不少。例如涉及太古時期的有：《漢書·食貨志》：“晁錯復說上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漢書·郊祀志》：“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軒轅本紀》：“黃帝築城造五邑。”

《黃帝內經》：“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史記》補《三皇本紀》：“人皇……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主城邑。”以上載述中之神農、黃帝、人皇等，都是太古時傳頌的領袖人物，其時代約相當於我國新石器時代之中晚期。文獻所載既爲築城，則構有城牆乃是必然之事。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在我國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諸省，先後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已超過三十座，例如山東章丘城子崖、壽光邊線王、陽谷景陽岡、茌平教場鋪，河南登封王城岡、淮陽平糧臺，湖南灃縣城頭山，湖北天門石家河、荊門馬家垸，四川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且多數之城牆保存相當完好，由此可以證明古代文獻記載當時已建有城市的不誤。

然文史述及夏代建城之記錄絕少。《吳越春秋》稱：“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載：“夏鯀作三仞之城。”按鯀乃夏禹之父，曾爲舜治天下水禍而不成，其時稍早於夏朝之始建。夏代自禹迄桀，先後共十四世十七王，歷時四百年，帝都即已移遷六次(依古本《竹書紀年》)。史載禹即位時，諸侯來朝者萬人。由此推知，全國各地開展之築城活動應不亞於前世。

《管子》有云：“夏人之王(城)，外鑿二十七虻蝶、十七湛……道四經治水……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屋之築。”目前雖缺乏此時期城垣實例，但從夏禹時曾在各地大力治水，而夯土築堤與築城同出一源，故推測其技術與經驗均已超過原始社會，應當是無問題的。

商代統治時間長達六百年，共歷十六世三十王，史載遷都亦有六次之多。而商湯建國之際，諸侯共有三千之衆，其建城數亦不會少。目前發現的商代城址，從早商到晚商，從帝都到諸侯城，都有若干實例。除晚商都城殷(今河南安陽)未發現城牆外，其他各城均有構築，且施工技術亦見顯著進步。

周代進入封建社會，裂土分茅，大封諸侯，諸侯之下另有附庸，於是又出現了一次築城高潮。到春秋、戰國期間，因各國之間兼併戰爭不斷，築城活動更爲增加，除建新城外，修補與擴建工程亦見頻繁。這時的城市，已不僅是政治、軍事、經濟中心與居民麇集之處，而且也是封建等級的象徵。表現在城市的具體建設方面，就是不同等級的城市，其城市面積、城牆、城門與角樓的高度均有區別。

如《五經異義》載：“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而《周禮·考工記》又稱：“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文中之“隅”，乃是角樓。“雉”是度量單位，約高合一丈，長合三丈，由此可知，當時各級城高以九、七、五……級數衡量的，即以二丈爲差數。但這項制度，至春秋、戰國時、因諸侯僭越，而使禮崩樂壞，已不再爲社會所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