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50萬軍潰敗英宗被俘促使大明重修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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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9年,明朝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內,一大隊人馬正由宣府(今河北宣化)嚮明京師北京方向進發。這是一支明朝的軍隊,人數衆多,將近五十萬,旌旗蔽日,刀戈耀眼,聲勢極大。然而,這些明朝士兵看起來相當疲憊沮喪,似乎不但飽經風雨,更還有幾分逃難的模樣兒。
宣府鎮佔冀州地,秦漢爲上谷郡;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年),後晉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後,屬遼國;金滅遼後,屬金國;元朝時,屬中書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屬京師萬全都指揮使司。
宣府還是九邊中最爲重要的邊防重鎮。明朝建國之初,元朝殘餘勢力遠走大漠,爲了防禦蒙古的南下侵擾,明朝廷沿長城一帶建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即歷史上所謂的“九邊”,包括: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總共駐守有四十萬軍隊。九邊之設,使明朝北部邊塞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廣袤萬里、烽堠相望、衛所互聯的北方防線。九邊之中,以宣府最爲衝要,故有“九邊衝要數宣府”之稱(古時將府州縣分爲四等,重要關隘和要道邊城稱爲“衝要”,列爲第一等)。宣府的戰略地位由此可見,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宣府鎮更成爲拱衛京師、防禦蒙古軍隊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邊圖考》中稱:“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爲宣府的關鍵位置,這一帶曾經發生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據史書記載,僅明朝一代,宣府周邊就發生較大戰事五十餘次。不過,自明朝建國以來,宣府一帶便“不置府縣,只遣將率士守護”,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規模地遷移到居庸關內,宣府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爲屯兵駐軍的軍事用地,廣闊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積,水草肥沃處,均成爲明軍的牧場,用來養馬放牧。只是,現在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明軍,全然沒有在自己家園的那種悠然,而只有惶然、驚恐清晰地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有誰會相信呢,在這支聲勢巨大卻又狼狽不堪的軍隊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國的天子——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鎮(英宗爲他死後廟號,本書中按照慣例一律採用廟號來稱呼皇帝,特意說明),而英宗身邊的扈從人員無一不是當時聲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音yě,同野)、戶部尚書王佐、大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副都御史鄧棨等等。
馬車中的英宗朱祁鎮雖然不像外面的士兵那般狼狽,但明顯的興致不高,這與他年輕而略顯稚氣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覺得總有什麼不知名的緣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車裏顯得愈發憋悶起來,英宗忍不住掀開了車簾。隨侍在車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會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請放心,臣已經安排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我軍兵強人衆,諒瓦剌不敢追來。”年輕的英宗這才鬆了口氣,稍覺安慰。他自孩童起就與王振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禮。
然而,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天,將成爲朱祁鎮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天。
就在英宗朱祁鎮一行急着趕路的時候,蒙古瓦剌(音la,同辣,清人稱瓦剌爲厄魯特或額魯特,或衛拉特)軍隊聞風追襲而來。英宗朱祁鎮聽到消息,驚慌失措,下令急退。英宗此時早已經忘記了,他這次率五十萬大軍出關,目的就是爲了御駕親征,與蒙古人金戈鐵馬地奮戰一場,嚐嚐建功立業的感受,只可惜,出師未捷。
明軍後衛恭順伯吳克忠(蒙古人,原名答蘭)和都督吳克勤(蒙古人,吳克忠三弟)部負責斷後拒敵。吳克忠部經歷了長途輾轉跋涉,早已經飢渴交加,疲憊不堪,士氣極爲低落,匆忙之間與追擊而來的瓦剌主力交戰。最可笑的是,大部分明軍竟然不能熟練使用自己的兵器。
明朝軍隊長期屯田,兵器殘破。此次出征前,英宗下令臨時從武庫中拿出八十萬件兵器分給士卒,連平時存於庫房中捨不得使用的先進火器也拿了出來,配給軍隊。火器是對付騎兵的有利武器。明成祖朱棣在與蒙古的戰爭中,曾經充分展示了明軍火器的優勢。他所組建的神機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獨立槍炮部隊,明軍所使用的神機銃,每矢可斃敵二人。然而,對隨同英宗出征的明軍而言,他們從來沒有練習過如何使用火器,倉促之中難以發揮。儘管吳克忠奮力鼓舞士氣,督促戰鬥,瓦剌騎兵還是很快佔據了山頂,取得地利之便。瓦剌軍箭石亂髮,明軍官兵死傷大半,隊伍開始潰散。吳克忠下馬跪射瓦剌軍,射完最後一支箭後被瓦剌軍重重包圍,他絲毫不懼,依舊奮勇殺敵,用短槍格殺數十人。最後,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均力盡戰死,擔任後衛的明軍全軍覆沒。
[火藥是古代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是武器發射的能源。唐代末年開始用於軍事。自宋太祖開寶年間,軍隊已經開始進行火藥武器的實驗和製作。宋鹹平三年(1000年),第一個千禧年的九月份,宋軍的火藥武器終於研製成功,神衛水軍隊長唐福向宋真宗獻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威力驚人。後來,又有冀州團練使石普獻上了他自己製造的火箭、火球,並在皇宮中爲皇帝作了示範表演。火槍在元朝和明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戚繼光在抗倭時便使用了大量火器。令人遺憾的是,一度擁有領先火器的國度,卻在“刀馬嫺熟”的滿清統治下,完全喪失了武器優勢,導致近代被動挨打的局面。]
敗報飛至,英宗朱祁鎮大驚失色,又派成國公朱勇(靖難功臣朱能之後)、永順伯薛綬率明軍三萬餘,前去救援。朱勇、薛綬求戰心切,冒險進軍至鷂兒嶺(今涿鹿的西北四十里),結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軍猝不及防,倉促抵擋一陣後,全軍潰散。
明軍主帥薛綬戰到絃斷矢盡,仍用空弓頑強抗擊敵軍。薛綬,蒙古人,原名壽童。瓦剌軍惱怒他頑強抵抗,將他殘酷地支解殺死。之後知道薛綬原來是蒙古人,殺死他的瓦剌軍哭道:“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明史·卷一百五十六·薛斌傳》)(注:薛斌爲薛綬父,原名脫歡)朱勇、薛綬相繼戰死後,近四萬明軍騎兵幾乎全部損失。
英宗朱祁鎮聽到兩軍相繼敗亡的消息後,嚇得魂飛魄散,先前親征時要與敵軍決一死戰的勇氣全無,下令全軍急速逃跑。此時,追襲的蒙古瓦剌軍隊不過二萬,而明軍卻有幾十萬,實力對比懸殊,而佔有優勢的一方竟然要奮力逃跑,實在是歷史上少見的咄咄怪事。
傍晚時分,逃跑的明軍大隊人馬到達土木堡。土木堡西面是雞鳴驛,北面是麻峪口,均爲重要驛站,明軍駐有重兵把守。而土木堡東面二十里,便是懷來城,城深牆厚,有明軍總兵官駐紮。明大軍若是繼續行軍,往東南便是居庸關。居庸關地形極爲險要,明朝建國之初,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對居庸關進行重點修繕,與長城連接在一起,成爲京師北面最重要的軍事要地。只要大軍過了居庸關關牆,憑藉雄關據守,便可高枕無憂,絕對安全。
土木堡四個方向的戰略要地,英宗朱祁鎮隨便選擇一處前往,都可以延緩瓦剌軍的追擊。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戲劇性,在王振的強烈建議下,明軍大隊人馬選擇了駐紮在土木堡。
再來看看土木堡的位置和地形。明朝初年,明王朝爲了加強和鞏固長城的防務,除了派駐重兵守衛,還從山西一帶遷移大量的民衆到長城沿線,一方面開荒墾田,另一方面修築大量的城堡。這些城堡大都建在長城以內的重要關口和谷地,成爲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爲數衆多的城堡則與長城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土木堡便是明代在宣府地區建立的衆多城堡之一,是當時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修設於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嬀水流域,北鎖懷(來)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東拱京畿門戶,堪稱衝要之所。土木堡緊挨着狼山,周圍百里範圍內,羣峯聳立,地勢險要。不過,作爲一個城堡而言,倘若沒有即將到來的這場著名的戰役,它或許至今仍舊默默無聞。
從地圖上看,土木堡呈帆船狀,長三裏,中間狹窄,裏面少井,飲用水不夠,是絕對容納不下五十萬大軍的。十分可惜的是,英宗朱祁鎮倚爲重要謀臣的王振沒有任何軍事眼光。畢竟,他只是個弄權的宦官。不僅如此,王振之所以要堅決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爲個人的私心——他私人的一千餘輛輜重車還在後面,沒有趕上大隊人馬。輜重中有不少奇珍異寶,都是這次出征過程中沿途官員進獻的,他擔心會落入蒙古瓦剌軍隊的手中,那他的損失可就大了。事實證明,王振這爲了一己之私的決定,導致他損失得更多。
此時,隨從的文武官員都強烈建議英宗朱祁鎮趕快退到懷來縣城,固城自守,不要在土木堡久留。英宗朱祁鎮沒有任何主見,一切聽從王振的安排,大臣們均被王振斥退。王振不過是一個宦官,竟然能左右皇帝的決定,他是如何能做到這點,後面專門談到宦官時再做介紹。
六十五歲的兵部尚書鄺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請英宗車駕速入居庸關,同時發精兵殿後。結果,奏章被王振扣住,英宗根本就沒有看見。鄺埜情急之下,又親自到行殿求見英宗,力請皇帝入關。王振擋住他,喝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明史·卷一百六十七·鄺埜傳》)鄺埜回答說:“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大怒,高聲喊叫侍衛,將白髮蒼蒼的鄺埜拉扯了出去。
鄺埜堂堂兵部尚書,爲大明朝廷最高軍事長官,卻被一個宦官趕了出來,自然十分憤怒,但也無可奈何。王振雖說只是一個宦官,卻是明朝建國以來權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無不對王振切齒痛恨,卻因爲英宗朱祁鎮對其極度寵幸,而對其沒有任何辦法。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王振沒有辦法。此刻,英宗的隨從大臣中,以英國公張輔地位最尊,聲望也最高。鄺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去找這位四朝元老,請他出面來制衡王振。
英國公張輔的父親張玉,還在元朝統治中原時期,就已經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擔任元朝的樞密知院,相當於軍政最高長官。元朝敗走大漠後,張玉“從走漠北”(《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張玉傳》),跟隨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萬里來歸,投在當時駐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麾下,從五品的副千戶幹起,逐漸變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將。燕王朱棣後來發動靖難之役,得以成大事,最大的功臣便是謀士姚廣孝(即道衍和尚)和武將張玉。然而,張玉“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東昌一戰中爲了救護朱棣而英勇戰死。東昌之戰也是朱棣一生中最慘痛的失敗。當時朱棣被南軍(明惠帝朱允炆的軍隊)重重圍住,左衝右擊,始終衝不出敵陣。朱棣手下大將朱能聞訊帶着蒙古騎兵前來營救,奮力死鬥,殺開一條血路,終於衝進了南軍,保護朱棣衝出敵陣。而張玉並不知道朱棣已經脫險,也率軍衝入敵陣去營救朱棣。因寡不敵衆,格殺數十人後,戰死在南軍陣中,時年五十八歲。朱棣痛極而泣,登上皇位後,追贈張玉爲榮國公,後加封爲河間王。
張輔便是張玉的長子,但他的顯貴,卻不是沾了父親的光,而是全憑自己的才幹。張輔自幼追隨父親張玉于軍中,久歷戰陣,智勇雙全,是靖難功臣中少有的優秀青年將領。朱棣即位後,封張輔侯安伯,祿千石;永樂三年(1405年)進封新城侯,加祿三百石。而張輔一生中最顯赫的功績則是在徵安南(今越南,又稱交阯)的戰場上。
安南在漢唐時爲中國的一部分,五代時獨立,名義上仍然是中國的屬國。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還冊封過安南國王陳氏,此後,凡是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朝廷的正式認可。到了永樂一朝,安南內訌加劇,安南原來的國王陳氏一族被滅,胡氏上臺,明成祖朱棣便順水推舟,正式承認了新國王胡漢蒼的地位。不料,平地風雲再起,前國王陳日烜之孫陳天平輾轉來到明朝,嚮明成祖朱棣哭訴,說:“賊臣侵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徵橫斂,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億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微臣之大願也。”這一番話,聲情並茂,深深打動了明成祖朱棣,但朱棣還不能確認陳天平的真正身份,於是將其安頓下來,等安南國王胡漢蒼派使者來朝賀時,將陳天平也叫了出來。安南使者“皆錯愕,或有下拜者”,由此,陳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經無可懷疑。明成祖朱棣最終決定幫助陳天平復國,先派人譴責安南國王胡漢蒼。不料胡漢蒼誠懇上書,表示願意將王位讓回給陳天平,朱棣信以爲真,派人護送陳天平回國。胡漢蒼預先設下伏兵,在護送明軍的眼皮子底下,殺死了陳天平。明成祖朱棣被徹底激怒,決定派兵討伐安南。當時明軍由名將張輔領兵,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爲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並派人管理。
[永樂時期,明軍兵鋒極健,安南懾於張輔的威名雖然重新歸附了明朝,但由於歷史淵源,安南民心不附,之後幾乎沒有斷過兵燹,戰爭綿延長達三十年之久。這極大地牽制了明朝的軍事力量,巨大的軍費開支也成爲明朝廷的沉重負擔。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時,安南問題日趨嚴重,明朝軍隊不斷在安南遭到敗績,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最終決定放棄安南,徹底扔掉這個歷史包袱。此舉在當時曾引起巨大爭議,反對者不在少數。但其實爲休兵養民之舉,節省了大批人力財力,減輕了明朝人民的負擔。]
張輔四徵安南時,成祖朱棣賜宴奉天殿,親自作賦《平安南歌》,張輔進封英國公,歲祿三千石。朱棣長子朱高熾即位爲明仁宗後,命張輔掌中軍都督府事,加官太師,威震中外。仁宗朱高熾在位期間,任用賢良,輕刑薄役,覈查冤獄。“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但是仁宗僅做了九個月的皇帝就病死在欽安殿。皇太子朱瞻基繼位,是爲明宣宗,即歷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朱瞻基的叔父漢王朱高煦(成祖朱棣第二子)預備謀反。朱高煦與英國公張輔曾經在靖難之役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淺。叛亂之前,朱高煦派親信枚青祕密入京,籠絡英國公張輔爲內應。結果,張輔把枚青綁起來送入朝中,並向宣宗請求,由自己親自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朱瞻基親自出徵,張輔跟隨軍中指揮作戰。在強大的攻勢和心理壓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亂事遂平。張輔因功加祿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謀劃軍國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1429年),進階光祿大夫左柱國。
宣宗一朝,人才濟濟,文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蹇(音jian,同剪)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樣的巡撫,因而政治較爲清明,社會安定,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經濟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的極盛時期。
可惜的是,宣宗只做了十年皇帝就病死了,皇太子朱祁鎮即位爲明英宗。當時,吏部尚書蹇義已經死去,功勳舊臣除了“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外,資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國公張輔。因此,張輔倍受重用,凡是軍國大事,重要政務,很多時候都由他來裁決。英宗朱祁鎮爲太子時,宦官王振朝夕侍側。英宗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爲司禮太監,並且尊稱他爲“先生”。王振逐漸大權在握,專擅朝政,飛揚跋扈,不少文武大臣都懼怕他。只有英國公張輔因名尊位崇,不把王振放在眼裏,敢與其據理以爭。這使王振對張輔恨之入骨,後來找了個機會彈劾張輔,將他抓了起來。但因張輔是歷朝勳舊,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以此來折辱張輔。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後面我們還會有專門的篇章論述。太皇太后張氏(仁宗皇帝朱高熾之皇后)聽說後,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經來不及。張輔被杖後,太皇太后張氏十分惱怒,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入見。當時英宗也在場,站立在東首,幾名大臣站立在西首。太皇太后指着大臣對英宗道:“這幾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帝之命輔佐你治理國家,一切國政應與他們共議。”告誡英宗不得再讓王振干預國事,英宗表面答應,但是內心並不願聽從,反而更加寵信王振,致使政治日益腐敗,軍備逐漸廢弛。
經歷被杖事件後,英國公張輔心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倒不是因爲他以元勳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英宗的態度:在年輕的皇帝心中,他們這“五大臣”顯然都遠不及王振這個宦官“先生”重要。之後,“三楊”和太皇太后張氏相繼去世,張輔更是獨木難支。從此以後,他對王振的所作所爲便是聽之任之了。
所以,當兵部尚書鄺埜找上門來,說明要求張輔出面對付王振的來意後,張輔極感爲難。除了年逾古稀、來日無多的原因之外,他還有另外一層顧慮。他已經七十五歲,原配所生的兒子早已經夭折,他六十七歲時,侍姬才爲他生下一個兒子,取名爲“懋”。懋字有多種解釋,張輔取“懋而允懷”之義,表示欣喜之意。這些年,張輔能制王振卻無所作爲,更多的是想到兒子張懋尚且年幼,倘若與王振結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勢必會向自己的幼子報復。張輔馳騁沙場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決,此刻,卻不由得捫胸長嘆了。史書中對此記載道:“輔老矣,默默不敢言。”(《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張輔傳》)
鄺埜見到張輔如此神態,多少也明白幾分,只好悻悻退出。他既無法見到英宗,又請不動英國公張輔,別無它法可想,只能與戶部尚書王佐等其他官員聚泣帳中。這幾名帝國重臣心中百般複雜滋味,有憤怒,有懊惱,也有悔恨。就在此次出征前,內閣大學士曹鼐曾與部分大臣密謀,計劃先暗殺王振,再勸阻英宗出征,但羣臣懼怕王振的權勢,無人敢響應曹鼐的建議,以致其謀難以實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當初。
鄺埜等人已經隱隱預料到即將有惡戰到來,這一點,英國公張輔也預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即將到來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動了天下,還幾乎動搖了大明王朝的國本。
當夜,明朝大軍布營在土木堡,人困馬乏,士氣低落。英宗朱祁鎮一行,則留駐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黎明時分,蒙古瓦剌軍分數路包抄過來,將土木堡團團圍住。英宗朱祁鎮一覺醒來,還想繼續行進,這才發現瓦剌軍已經從四面合圍土木堡,明軍撤退已經來不及了。更不幸的消息還在後面,明軍飲用水不夠,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勢高,天氣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見一滴水。而土木堡南面十五里有一條河,水道已經被瓦剌軍隊佔據。明軍經過長途轉戰,人困馬乏,又飢又渴,人心慌恐,一片混亂。
八月十四晚,瓦剌軍開始從土木堡旁的麻谷口進攻,明都指揮郭懋率衆奮力抵擋,拒戰一夜。但隨着時間流逝,後繼的瓦剌軍不斷趕到,圍困土木堡的瓦剌軍愈來愈多,明軍更加處於不利的形勢。
次日,爲中原傳統的中秋佳節,英宗不但不能與家人團聚,還在膽戰心驚中度過。瓦剌軍見強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裝撤退,希望能誘出明軍交戰。這時,明軍已斷水兩天,兵馬飢渴難熬。英宗朱祁鎮見瓦剌軍開始撤退,立即派出使臣,前往瓦剌軍營講和。瓦剌軍統帥索性將計就計,也派使臣持文書來明軍營交涉,假裝同意與明軍講和。英宗不辨真僞,立即命內閣大學士曹鼐起草講和的文書,派出通事二人,隨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軍營。
此時,王振天真地以爲議和將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軍拔營,前往堡南的河裏取水。明軍士兵正飢渴交加,聽到移營的命令後,立即爭先恐後,紛紛跳越營邊壕塹而出,陣勢由此大亂。一直在暗中窺探的瓦剌軍見有機可乘,立即派鐵騎從四面嚮明軍衝擊過來,蹂陣而入,如虎入羊羣,一邊大聲呼嘯,橫衝直闖,奮長刀猛砍明軍,一邊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殺!”明軍猝不及防,全線崩潰。明士兵們棄甲曳兵,爭先逃竄,互相擁擠踐踏,一發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英宗朱祁鎮身邊的御營禁衛軍渾身中箭,像刺蝟一樣。這些箭鏃中,應該大多數都是王振過去以高價賣給瓦剌的。英宗急忙與親兵乘馬突圍,卻始終不得其便。他見兵敗如山倒,大勢已去,驚慌失措下不知所爲,乾脆下馬據地,盤腿而南坐。身邊只有一個叫喜寧的心腹太監。
這時候,一個瓦剌兵過來,見英宗朱祁鎮的盔甲與衆不同,閃亮耀眼,要強奪下來。英宗朱祁鎮自然不給。那瓦剌兵大怒,便要殺死英宗。剛好一個年長的瓦剌頭目過來,說:“此人態度異常,看來非同凡人。”於是將英宗朱祁鎮擒送到瓦剌首領賽刊王(也先之弟)營中。賽刊王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睦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明·楊銘《正統北狩事蹟》)賽刊王聽到後大爲吃驚,急忙騎馬去見也先,說:“我的部下抓來一人,態度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來之前前來議和的兩名明朝使者前去查證,這才知道俘虜確實是大明朝的皇帝,給了瓦剌一個大大的驚喜。
之後,英宗身邊的心腹太監喜寧(本爲蒙古人)投降,將明朝內部虛實情況完全告訴給瓦剌首領也先。此人後來成爲明朝的心腹大患。
在混戰時,英宗扈從大臣如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娶英宗祖父仁宗朱高熾長女嘉興公主)、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亂軍廝殺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等極少數人趁亂僥倖逃出。楊善這個人,後面還有精彩好戲上演。
而公認的罪魁禍首王振,沒有死在敵人手中,而是被自己人所殺。兩軍交戰的混亂中,王振驚慌失措,往日的意氣風發蕩然無存。逃跑的過程中,王振剛好遇到明護衛將軍樊忠。樊忠正滿腔怒火,一見王振就怒道:“皇上遭此危難,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將士傷亡,生靈塗炭,亦何一不自他闖禍?吾爲天下誅此賊!”(《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說罷用手中長錘擊中王振的頭部,王振當場身死。王振的兄弟王林也死在亂軍之中。
儘管“國賊”王振被殺,人心大快,明軍的敗局依舊不可避免。樊忠衝向敵軍,殺敵數十人,最後也力戰身亡。
明軍士兵四處奔逃,逾山墜谷,連日飢餓,蓬髮赤身,棄屍數百里,慘不忍睹。明軍“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皇帝被俘虜,五十萬大軍死傷過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數月後,明軍打掃土木堡一帶戰場,撿拾瓦剌軍隊無法帶走的明軍頭盔就有九千多頂,甲五千多領,神槍一萬一千多把,神銃火器二千八百多個,炮八百個,火藥十八桶,可見此戰明軍損失之慘重。
此戰中,明軍以五十萬大軍對抗追襲的兩萬餘瓦剌軍,竟致全軍覆沒,實爲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偶發事件,既有戰略的失誤,又有戰術的失策。而土木之變還有更嚴重的後果,明軍精銳毀於一旦,勇將重臣多人戰死,英宗朱祁鎮被俘,朝野上下震動,明王朝遭遇到自建國以來從所未有的嚴重危機。
土木堡之變被明朝廷視爲奇恥大辱,成爲明朝歷史上的轉折點,在此以後,直接出擊蒙古被認爲是危險的、不明智的,所以促成了明後期調整邊防政策,並開始大規模地修建萬里長城。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修築的最後一道長城,也是修建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工程最堅固、設備最爲完善的長城。它東起遼東的鴨綠江畔,西至甘肅的嘉峪關旁,橫貫今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山西、陝西、寧夏、甘肅等九省、市、自治區,全長六千三百多公里。它穿過莽莽荒原,逾越茫茫沙漠,奔向皚皚雪山,猶如一條巨龍舞動在中國北方遼闊的大地上。有人計算過,如果將明朝修築長城的磚石、土方,用來修築一道五米高、一米厚的大牆,可繞地球一週有餘。
在土木堡事變之前,爲了防禦北方邊患,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就對已經破爛不堪的長城開始進行補修,明惠帝朱允炆時,修築了山西大同境內的長城,又稱之爲“極邊”;明成祖永樂十年,“敕邊將治壕垣,自長安嶺堡迤西,至洗馬林,皆築石垣,深壕塹,以固防禦”;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前,從河北龍關經獨石口至薊縣北,修築了墩臺、煙墩二十二座,用來加強瞭望警戒。不過,這些基本上還是修修補補的工程。
土木堡事變後,明朝廷開始大規模地修築長城。明憲宗成化三年時(1467年),明朝廷發動軍隊和民伕,對東起山海關西至雁門關一段長城進行了全面修築,將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居庸關、倒馬關等連接了起來,防止蒙古利用空隙山坡小徑滲透入關。明憲宗成化七年(1471年),負責陝北邊防的延綏巡撫都御史餘子俊發動軍民修建了東起清水營(今陝西神木縣東北),西到花馬池(今寧夏鹽池)長約一千七百多裏的長城和十一個城堡,以及上百個烽火臺。工程十分浩大,竟然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明武宗正德年間,修築宣府鎮及大同鎮所管轄的長城一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明穆宗隆慶年間,名將戚繼光擔任薊州、昌平、遼東、保定軍務總管時,組織人力,花費三年時間,重修從山海關到昌平的長城線,修築敵臺一千零七座。從此,明朝廷的北部邊防得到大大加強。
可以說,在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停止過對長城的修築和鞏固。明朝長城是一項偉大浩瀚的工程,工程之大,自秦皇、漢武之後,沒有一個朝代能夠與之相比。明朝的工程技術較之從前也有了很大的改進,結構更加堅固,防禦的作用也大大增強了。可以說,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修築的萬里長城,在秦始皇手中連成了一氣,但一直到明朝纔算完成。今人所看到的氣魄宏大的長城,正是明朝長城的遺蹟。
令人遺憾的是,明朝廷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來的萬里長城,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這一現象並非人力因素,而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軍事制度和戰略思想決定的。僅從軍事的角度來說,明朝需要守衛長逾萬里的邊防線,軍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軍隊通常是突襲而至,攻其不備。由於當時通訊手段有限,明軍即使能夠做到常備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準確地預料蒙古軍隊攻擊的時間、地點,因而對規模較大的突然襲擊難以有效阻擋和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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