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 中方警衛用俄語說“好”惹怒蘇軍官

導讀：直到翻譯來，聽了李樹田的敘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達錯了，連忙向那位蘇聯軍官解釋，說這是語言誤會，而不是認爲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這才使那位蘇聯軍官的怒火平息。

那時中央軍委聘請的專家，多是蘇軍軍官，軍銜高的有上將。因爲常和蘇聯的來賓打交道，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跟他們學習了一些俄語，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簡單的詞句。就用掌握的隻言片語，加上用手比畫，進行相互間的交流。

最初一段時間，畢竟掌握的詞彙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鬧了一些笑話。例如在接待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時候，誤會還鬧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樹田護送歌舞團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車的旅途中，廣播裏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車上的無論是蘇軍演員，還是中國的人員，聞訊無不感到悲痛。

因爲在許多語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達，可以說“好”，所以當蘇軍的一位軍官反反覆覆說：“我們的領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樹田想告訴他自己也已經知道了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詞彙太有限，就以“哈拉紹、哈拉紹(俄語‘好’)”回答。

那位蘇聯軍官一聽就火了，因爲他也學會了幾個中文詞彙，便大聲嚷道：“什麼哈拉紹，哈拉紹?!我們的領袖逝世了，你卻說‘哈拉紹’?”看見蘇聯軍官怒氣沖天的樣子，李樹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譯來，聽了李樹田的敘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達錯了，連忙向那位蘇聯軍官解釋，說這是語言誤會，而不是認爲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這才使那位蘇聯軍官的怒火平息。

由於那時的外賓主要是蘇聯的，又鑑於語言誤會的出現，有關方面便請了教師，向經常與外賓打交道的幹部們，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語，如“汽車”、“走路”、 “你好”等等。

就這樣，我也學會了吃飯是“古薩依契”、軍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類“洋涇浜”俄語。但中蘇關係緊張以後，接觸由稀疏到消逝，學的那點東西又全都還給老師了。

1953年2 月，我第一次嘗試護衛西方來賓的工作，護衛對象是文幼章夫婦。文先生是加拿大的和平友好人士，是基督教的牧師。他從小是在中國的四川長大的，能講一口很好的蜀味漢語。他們是到訪新中國比較早的西方客人，如若在華行程安全上萬一出了什麼問題，將影響新中國的聲譽。

我把他們夫婦護送到了上海，和他們一同被安排進黃浦江邊的上海大廈。陪着來賓的除了我以外，還有剛從美國回國在世界和平大會工作的翻譯虞藝佩，她年紀較大，我稱她虞大姐。上海市還給我們配了一名翻譯劉德曾小姐，一名警衛人員朱家來同志。

在上海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帶的惟一的一條褲子不小心弄破了，穿着破褲子陪外賓，有點損傷國體，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在這裏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見我很爲難，主動提出把她的一條褲子借給我。那時男女的褲子是有區別的，穿着很彆扭， 可除此無他法，我只好將就着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許多熟人，有朋友，還有他的學生，在上海幾乎天天有活動。 他們夫婦還拜訪了在上海的一些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如當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吳耀宗等。吳是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的兩位宗教團體代表之一，他在新政協籌備期間，曾多次參加周恩來副主席主持的座談會，親耳聽周副主席說：“中國人民有志氣，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民主黨派要把民主黨派的事情辦好，基督教徒要把基督教徒的事情辦好。基督教徒中有位吳耀宗先生，吳先生是個思想家，他有能力把基督教的事情辦好。”

結束在上海的訪問後，文幼章一行人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着他們看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還參觀了監獄、勞改所。每天的參觀訪問活動，文先生都要記錄報道，還要拍下他和人談話會面的場景。因爲有時候文幼章無法自己給自己拍照，就讓我幫他拍。就是在和他們夫婦在一起參觀的日子裏，我學會了一門技術— —照相，那時用的是120 照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