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幸福的時代是宋朝？宋朝也有文字獄與禁書

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宋朝的故事，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不停捱揍花錢換和平的兩宋王朝，卻也有個常惹現代人豔羨的“亮點”：讀書人的幸福生活。

比如風花雪月的宋詞詠歎，比如歐陽修宋祁們不停寫詞作文“曬幸福”的篇章，又比如宋朝文人文官極高的社會地位，悠閒舒適的日常生活。這些煌煌史冊裏的宋代文人生活，今天也常惹得多少歷史票友們身不能至。在某些“你願意穿越到哪個朝代”的話題調查裏，好些被宋代激出無數文藝情懷的朋友，都是毫不猶豫選擇大宋。

於是，風雅的宋朝，也博得了一個響亮的名號：讀書人的幸福時代。

可這個“讀書人的幸福時代”，是不是真的那麼幸福?不妨，瞧瞧下面這幾樁事。

一：看上去很美的官員俸祿

宋朝讀書人一樁出名幸福的事，就是優厚的文官待遇。類似“包青天年薪數百萬”之類的說法，也是流傳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們豐厚的“職田”“料錢”“職錢”補貼，寇準宋祁等北宋名臣們夜夜飲宴的瀟灑，更是常叫讀史者連呼眼熱。似乎在宋朝讀書登第後，過的一定就是這種躺着有錢花的舒服日子。但這生活，真是都這麼舒服?

事實上，就算放在宋朝官場上，這傳說中躺着有錢花，奢靡無尺度的生活，也只屬於極少數人。

比如宋朝最基層的知縣崗位，雖然也和高官們一樣，有“職田”等各種名目的補貼。但事實上，大多數的知縣，所謂“職田”就是空話，縣裏的職田收入十分有限，攤上邊遠地區，更是連職田都沒有。大部分的縣令，就是指望着12至15貫的月俸過日子。說句寒磣話，宋朝基層縣令一個月的生活費，還不夠京城高官們晚上喝頓酒。

基層的縣令如此，更高一些級別的官員，有時也好不到哪去。比如南宋官員潘良貴，一生宦海浮沉，曾經官至中書舍人，但由於爲官清廉，一輩子竟也沒攢下幾個錢。以《朱文公集》記載，簡直是“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日子相當清苦。

這樣的清苦，其實是當時宋朝大多數地方官的寫照。學者沈括的科技寶典《夢溪筆談》裏，也曾記錄了宋朝基層官員的慘狀。有個窮書生找一位縣尉大人求接濟，縣尉一聽就哭笑不得，當場做詩回答：”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找我求助?我們家也就夠餬口的。

所以說，想要在宋朝，過上諸如詩文裏那樣，高官們悠閒的生活。就算科場登第，也得這樣苦哈哈熬。

可問題是，兩宋王朝最窮最苦的崗位，卻基本都是知縣這類，最親民且最需要實幹能力的崗位。拿着微薄的俸祿，幹着大宋最苦最累的活，纔是多少宋朝讀書人的真實寫照。

二：嚴厲的兩宋文化專制

當然，比起優厚的俸祿來，宋朝另一大惹人羨慕處，就是百花齊放的文化。宋朝讀書人自由的創作風氣，爭奇鬥豔的作品，千年來也常被津津樂道。但比起後世來，兩宋的文化，卻也同樣有異常嚴厲的一面。

尤其叫好些宋朝文豪們感同身受的，就是宋朝同樣嚴厲的文字獄。比如曾矢志變法圖強的宋朝政治家蔡確，就是因爲在流放路上，發牢騷寫了幾首哀怨詩，立刻被舊黨政敵們抓住把柄，緊接着就是一頓窮追猛打，不但諸多蔡確的好友同僚們被株連，蔡確本人也被再次流放，最終含恨死於嶺南，是爲北宋政壇著名悲劇：車蓋亭詩案。所以說，在宋朝寫詩作詞，風險其實很不小。

如果說這類悲劇，還可以歸咎於宋朝新舊黨爭時的特殊情況。那麼終整個兩宋年間，大宋也常做另一個匪夷所思的事情：禁書。

宋朝文化發達，但是書卻絕不是隨便出版。特別是每當有權臣當家時，毀書禁書就成了常見動作。典型南宋秦檜爲相，製造了岳飛冤案以後，爲了掩人耳目，魔爪竟也伸向了圖書文化：各類關於南宋抗金的史料，特別是關於南宋軍隊痛擊金兵的第一手資料，全數都大量焚燬。甚至就連宋金戰爭時的官方檔案文件，也是一一甄別，大肆焚燒。文化損失之慘痛，可謂觸目驚心。

而且這樣掩人耳目的毀書，也並非秦檜一人的專利。北宋末年時，蔡京當權的年月裏，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就險些被全數焚燒。爲了一己之私利，就大肆毀壞文化。無論放在之前的唐代，還是之後的明代，都堪稱匪夷所思。

比起這類因爲政爭引發的毀書事件來，宋朝官方對於圖書內容，管理也是十分嚴格。特別是宋徽宗在位時，這位有着驚人文藝才華的帝王，對圖書也抓的嚴，以宋徽宗在1108年的詔書說，諸子百家的圖書，一律都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時，連陶淵明還有李白杜甫的詩，都在被禁之列。而且“傳習詩賦要杖一百”。讀詩寫詩，那年頭都是玩命的事。

而且就是在北宋被金軍包圍時，靖康之恥爆發的前夜，宋朝的國子監裏，還在大肆怒罵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於落下了一句民謠：不管炮石，卻管安石——國家都到最危險的時候了，還在忙這事。

三：要命的幸福

當然，說了宋朝這麼多不幸福的事，也得說些幸福的。宋朝的讀書人裏，有一羣人，當然一直很幸福：享受着優厚待遇的高官們。

宋朝四品以上的高官，絕大多數人的待遇，都是十分強大：一品宰相料錢三百貫，外加“職田”等補貼，比基本工資還要高。朝中各級高官，也是家家高工資。但大宋毀，就是毀在這幸福上。

以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話說：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無一正官，莫安其職。

也就是說，比起基層那些，拿着低工資埋頭苦幹的官員來，宋朝朝堂上這些待遇優厚的崗位，基本都是四五個人幹一個人的活，而且誰該幹什麼，基本沒有明確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櫃，拿着高工資混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則是宋朝龐大的財政支出，所謂宋朝臃腫的官僚體制，在北宋真宗年間時，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於宋真宗下決心裁一次，就一口氣裁了十九萬人。可裁完後，接着還是滾雪球暴增。以南宋洪邁的記載，南宋國土比北宋小的多，但官員數量遠遠超過北宋。甚至慶元年間，每四年就要暴漲一萬多官員。漲幅之快，簡直是“可不爲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員人數比南宋還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間時，淮南轉運使張根叫苦，淮南20個州的賦稅，也只夠養活洛陽城裏幾個退休的高官。與此同時，抗擊金軍入侵的戰場上，河北邊境的宋軍，這些保家衛國的將士們，卻到了冬天都沒有衣服穿，打着赤膊戰鬥的窘境。北宋靖康之恥，只看這反差就明白。

所謂宋朝惹人羨慕的幸福，最有價值的，恐怕就是這過度的“幸福”，帶來的亡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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