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平了“安史之亂”又出個“河朔三鎮”，爲什麼唐朝總是藩鎮林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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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設立都督府。後來各州設節度使或經略使等。節度使或經略使等被稱爲藩鎮(方鎮);藩鎮也指節度使等管轄的地區，以及所統轄的武裝力量。

安史之亂平息後，藩鎮數量激增。當時衆多在平叛過程中立有戰功的將領需要封賞，於是朝廷任命了一批節度使。這樣委任的節度使很多，以致“方鎮相望於內地”。同時一些已經歸順的安史舊將需要安置。朝廷擔心他們降而復叛、戰端重開，因而對他們採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鎮(即黃河以北三鎮，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們，任其爲節度使。將這些反覆亂臣、悍將安插在朝廷鞭長莫及的河朔三鎮，並委以節度使重任，後患無窮，種下了日後長期動亂的禍根。

藩鎮的問題主要出在權力過重，沒有制約，朝廷失控。唐初藩鎮僅僅掌管所屬地區軍隊(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軍隊;同時委派按察、安撫、度支、營田、轉運各使，分別負責考察官吏，視察戰亂或受災地區，管理財政，主持屯田，調運糧食等。不久，按察、安撫、度支、營田、轉運各使，都由節度使兼任;不但如此，節度使還管轄所屬各州刺史。於是，境內全部軍隊都歸節度使掌握，並握有政權、財權等各項權力。他們在境內任意擴充軍隊，任命官吏，徵收賦稅。不向朝廷報戶口，不讓朝廷在其轄區委派官吏，徵收賦稅。河朔三鎮迅速坐大，擁有跟朝廷抗衡的實力。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召募軍人子弟，作爲衛兵、親兵，稱“牙兵”或“牙軍”，待遇優厚，不勝驕寵，年代久遠，父子相襲，形成盤根錯節的勢力。牙兵本是藩鎮用以護衛自己及衝鋒陷陣的私人部隊，後來因勢力擴張，變爲挾制藩鎮的可怕力量，他們“變易主帥，事同兒戲”。成德、幽州兩鎮及其他一些方鎮也無不如此。牙兵逐帥、殺帥之風沿習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風依然很盛。

牙軍廢立節度使，始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部將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推其親戚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認既成事實，以侯希逸爲節度副使。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此事評論說：任命節度使這樣的國家大事，朝廷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關方鎮，名爲考察軍士情緒，實是遷就縱容，軍士想立誰爲節度使，朝廷就立誰。“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平盧牙軍立侯希逸，開了一個很壞的頭，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鎮的牙軍乃有恃無恐，羣起效尤。

河朔三鎮歷任節度使共計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過4人。其餘或世襲，或自立，或牙軍擁立。

唐憲宗曾與宰相杜黃裳討論藩鎮問題，杜黃裳說：“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說，唐德宗對藩鎮一意姑息，節度使活着時，不敢將其免職。節度使死了以後，纔敢派宦官前往“考察軍情”。宦官受人賄賂，回到朝廷，就專說此人好話，朝廷於是將代表節度使權力的標誌“節鋮”授予他。當時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願任命節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對藩鎮實行姑息政策，將包袱和矛盾留給後代，以致問題越積越多，積重難返。

　　朝廷對叛亂藩鎮的短暫勝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憲宗是唐朝後期難得的一位“剛明果斷”的皇帝。甫登基，即發憤削平反叛的藩鎮。他重用和依靠杜黃裳、李吉甫、裴垍、李絳、裴度等大臣和謀士，不爲各種反對意見所動，憑藉稍稍充裕的財力，討伐反叛的藩鎮。

憲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鎮共有48個，其中15個不向朝廷報戶口，不上繳稅收。朝廷控制的稅戶僅144萬戶，比玄宗天寶年間減少3/4。天下軍隊由朝廷提供給養的，計有83萬多，比天寶時增加1/3。每兩戶人家得供養一個士兵。在唐朝中後期，朝廷能控制這麼多稅戶，還算是好的。唐憲宗就是憑藉這點財力，開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調動各路軍隊共20萬，並派出守衛京城的禁軍，討伐反叛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這20多萬大軍由憲宗寵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統領。此人顯然不是帥才，到了行營，威令不行。戰爭曠日持久，“疲弊天下，卒無成功”。

也許憲宗吸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平淮西叛亂時，他就不用宦官爲帥。

淮西叛將吳元濟，是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的兒子。元和九年(814)，少陽死，吳元濟不經朝廷任命自領軍務。他派兵焚燒、攻掠舞陽、襄城等地，震動洛陽。起先，朝廷各路軍隊討伐吳元濟盤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縣”。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請自往督戰，朝廷任命他爲宣慰處置使，行元帥職權。他發誓，不平息叛亂，不回來見天子。農曆八月，裴度從京城出發。此前，平叛的各路軍隊按照慣例，都有宦官作監軍，軍中重大決策，都不是主將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這些宦官將最精銳的部隊調作自己的衛隊，讓戰鬥力稍弱的部隊去前線打仗。仗打勝了，他們搶先報捷;打敗了，則凌辱將領們。裴度上奏憲宗，將宦官監軍全部撤走。於是軍中號令統一，諸將得以各展其才，戰爭進展順利。當年農曆十月，名將李愬奇襲蔡州，俘獲吳元濟，淮西叛亂平息。

淮西蕩定，黃河南北的藩鎮大受震動。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斂手削地，獻德、棣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大爲憂懼，獻沂、密、海三州。於是，中央威權，爲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唐憲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勝利，是因爲他自己下了平叛的決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優秀的統帥和將領，改變了用宦官監軍的腐朽做法，同時又有一定的財力支持這場戰爭。

在取得這些勝利後，憲宗變得驕奢起來，不再有根本解決藩鎮割據的抱負。他寵信宦官和方士，並服用方士煉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說是被宦官毒死。

　　強藩結束唐朝統治

憲宗之後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無心處理政務。從此，朝政江河日下。專權的宦官隨意一次次廢立皇帝，甚至毒殺皇帝。朝廷聽任幾個宦官胡作非爲，既沒有心思又沒有力量跟越來越強大的藩鎮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鎮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很快就丟失了。

穆宗時，宰相們沒有遠見，處置藩鎮失策。當時，幽州節度使劉總打算歸朝，出發前，將軍中素有異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請朝廷妥爲處置，以絕後患。朝廷本宜寵以虛位，不給實權，或移於他方，控制起來，總之不要放虎歸山。宰相崔植、杜元穎等均爲庸才，對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處理，反而讓其回到幽州，導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時，親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節度使調任成德節度使，考慮到以前跟成德人打過仗，結下了怨仇，故帶了2000名魏博軍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護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讓這些魏博軍人留駐成德，衣糧由朝廷發給。度支使崔倰拒絕了田弘正的多次請求，無奈，田弘正只得將這些魏博士兵打發回魏博。魏博兵剛走，將領王庭湊即發動叛亂，殺死田弘正。從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時，朱全忠、李茂貞等藩鎮勢力強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員)、“北司”(宦官)分別依附於強有力的藩鎮，他們不再聽命於皇帝，而是唯強藩馬首是瞻。爲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強藩之間還演出了搶奪天子的鬧劇。

朱全忠兼併了徐州、兗州等地，並以武力迫使河北諸鎮皆服從自己。昭宗天覆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至此，天下兵權盡歸朱全忠。公元907年，勢傾天下的朱全忠“順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禪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國號樑，史稱後梁。

結束唐朝近300年統治的，正是藩鎮。

　　唐朝藩鎮割據留給後代的教訓

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纂的《新唐書》認爲，藩鎮日趨強大，唐王朝日益衰敗，並終於被滅亡，是朝廷決策重大失誤的必然結果，也是唐朝軍事制度敗壞的必然結果。《新唐書·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後，“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唐朝初年實行“府兵制”，男子20歲以上，60歲以下，都要服兵役，稱爲“府兵”。平時在家務農，暇時訓練。官府徵發時，府兵須自備兵器及資糧，分批輪流宿衛京師，守衛邊境。統領府兵的折衝府，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時共有634個，大多分佈於京師附近的關內、河東、河南等道，僅關內道就有261個。用意在“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以確保中央政權的安全與穩固。當時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將廣，軍隊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調動、指揮自如。個別有野心的地方軍事將領即使反叛，憑其實力也是無法顛覆強大的中央政權的。

從高宗時起，農民因不堪自備兵器及資糧的重負，紛紛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漸廢馳。至玄宗天寶八載(749)，這項制度實際已歸於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衛京師的士兵，也是招募來的，都是市民，其中相當一部分爲商賈子弟及市井無賴。入伍以後，很少訓練，富有者忙着經商牟利，強壯者忙着玩耍：“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這是一羣烏合之衆。由他們充當天子的禁衛軍，其戰鬥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軍隊之脆弱，與藩鎮掌握的軍隊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當時朝廷幾乎到了無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強將都在藩鎮的手裏，形成了外重內輕、弱幹強枝的極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鎮作亂，朝廷派有限的、素質很差的禁衛軍去平叛，無異於羊入虎口。若是調動別的藩鎮去鎮壓，他們則陽奉陰違，根本就不會賣力。他們不會幫助朝廷去消滅其同類，但會乘機向朝廷額外索要軍隊給養。朝廷白白送了鉅額的錢糧、物資給他們，卻沒有達到平息叛亂的目的。《新唐書》說：“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唐朝中期以後養了那麼多兵，不但沒有能防止動亂，相反卻成爲動亂的根源。

　　唐朝藩鎮割據導致唐朝滅亡的歷史，留給後代的教訓起碼有以下幾點：

第一，軍隊應由中央政權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變成將領的私人軍隊，不能變成將領的親兵。

第二，將領的權力不能過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軍權以外的行政、財政等權都交給將領，讓他們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徵收賦稅，任意擴充軍隊。若把這些權力都交給他們，他們便有了搞獨立王國的資本。到時朝廷想制約他們，也無能爲力了。《新唐書》說得好：藩鎮“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朝廷舉措失當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

第三，將領跟軍隊，應有合有分。不要一支軍隊始終歸一位將領統領，一位將領始終掌握那一支軍隊。將領在一地也不能呆得過久。鐵打的營盤流動的將帥，將領應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隊之間流動。使其無法擁兵自重，無法爲了自己的私利跟軍隊結合起來，將其變成實現個人目的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