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監之亂爲什麼爆發 周公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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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期三位統治者的叛亂事件被稱爲“三監之亂”,周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爲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那麼三監之亂爲什麼爆發,是不是與周公有關?
三監之亂爲什麼爆發 周公難辭其咎?
三千餘年來,一提起周初“三監之亂”,人們無不指責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無情無義,對周公旦則有口皆碑。周公也因此成爲仁、義、禮、智、信的楷模,傳頌千古。探究“三監之亂”之根源,周公旦實則難辭其處。
先看“三監之亂”的起因。《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史記·魯周公世家》亦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尚書·金縢》亦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第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我國權威史書《尚書》《史記》的三則記述把“三監之亂”的原因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那就是:“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故“流言於國”而“與武庚作亂叛周。”
那麼“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也好,“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也好,有沒有讓“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的地方呢?也就是說“其羣弟”該不該“疑”呢?這就要從周公“攝行政當國”的原因、周公“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後的作爲與在王權內部產生的社會影響等方逐一闡述。
周公旦“攝政當國”的原因有二:一是“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史記·周本紀》);二是“成王少”(《史記·周本紀》)。因防“諸侯畔周”周公旦不攝政當國,王也可以下命征伐,所以第二點是周公“攝政當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弄清這一根本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無需贅言了。
成王繼位時的年令,《尚書·金縢》稱“孺子”,《史記·周本紀》謂:“少”,《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少,在襁褓之中”,《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幼”。稱呼不一,但都是強調繼位時年紀幼小。“孺子”《辭源》解釋爲“兒童的通稱。”其舉例引《史記·留侯世家》:“漢張良曾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故意墮履圮下,要張良下取履,良強忍爲老父拾取而履之。老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孺子可教”一事發生在張良得力士袖百斤鐵錘擊秦始皇不中而逃匿之後,可見此時的張良應是年輕力壯,不然數百斤鐵錘何以勝任?可知“孺子”只是與說話人相比而年紀輕,並非實指多少歲。同樣,“少”也不具體指幾歲,只是說年齡不很大,可包括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年齡段,甚至更大。杜甫詩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杜甫離家時已有妻兒,年齡會小嗎?“襁褓”所指年齡較準確,應在三歲以下,三歲以上則稱“幼”了,“育嬰院”“幼兒園”對兩辭的概念區分最準。對成王“在襁褓之中”這一說法朱熹批駁甚力。史述周公救亂,作《鴟鴞》詩給成王陳己意。朱熹質問說:“問《鴟鴞》詩,其辭艱芷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連朱熹這樣大儒都感到“艱芷深奧”,一個幾歲的幼兒如何“理會得”呢?
周成王繼位時的年齡到底是多大呢?還是讓史實說話爲妥。
《禮記·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於成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周公旦攝政“七年返政於成王”時,“成王壯”。《禮記》曰周時“三十曰壯”,所以《古本竹書紀年》說武王卒年54歲,成王是武王長子,且其同母弟尚有數人,故應在二、三十歲。《荀子》一書根據《周禮》“二十曰弱、冠”和《史記》“七年返政於成王”斷定成王繼位時應是十幾歲。
再從成王父武王的年齡看。《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令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終。”《史記·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尚書·無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史料證明文王確實活了九十多歲。按《禮記》“三十曰壯,有室”的說法,作爲繼承人的文王三十歲結婚生子,在其正妃十個兒子中排行老二的姬發也該有六十來歲了。所以《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克商後對周公旦說:“自發未生於今天十年。”《度邑》雲“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
《史記·周本紀》載:“西伯(文王),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應是“七”,因形近而混。由上文敘文王“稱王斷虞芮之訟”之事後連用六個“明年”,下文接敘“九年”可知。)“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居二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成會。”武王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尚書·序》雲:“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尚書·金縢》雲:“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史記·封禪書》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總之,武王年長享國之日淺成王便即位了。成王姬誦是武王長子,下邊還有幾個弟弟。《史記·晉世家》雲:“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叔虞姓姬,名虞,是成王之弟。)成王繼位之後封他到虞管理封國,年紀應不會大小。武王是太子,按周禮三十歲結婚生子,此時的成王也該有二十來歲了,應是:“弱、冠”之年,決不會是“襁褓”“幼”。
(若按《逸周書·明堂》“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問》“武王代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諸說,成王繼位時年齡更大。)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嫡長子伯禽,《史記·魯周公世家》是這樣記載的:“子伯禽固已前受,是爲魯公。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準夷、徐戌亦興兵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伯禽受封后在三監之亂中能率兵打勝仗年齡該不會小吧?再看武王五弟叔的兒子蔡仲。《史記·管蔡世家》雲:“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訓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尚書·序》亦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宋蔡沈《尚書集傳》曰:“此篇次序當正在《洛誥》之前。周公往營成周,使者告卜,作《洛誥》。”)據1963年陝西寶雞市賈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記載,周成王五年(周公攝政7年)親臨成周(洛邑)視察並告諭貴族宗子何。正與《洛誥》相互佐證。此時蔡仲由魯卿封蔡侯年齡亦不小。可在《蔡仲之命》中成王這樣稱呼蔡仲:“王若曰:‘小子胡(年輕的蔡仲)!惟爾率得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成王稱年齡不小的堂兄弟爲“小子”,似應年長於胡。所以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周公執政稱》中斷言:“成王年不甚長,周公在嚴重的局勢下稱王而治,乃是戰國以下人由古代傳下來的歷史中逐漸演變出的傳說;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揹負其上朝,則是秦漢間人把這個故事極度誇張的結果。”此結論確爲真知灼見。
成王繼位時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沒有“攝政當國”的必要,而是盡到“冢宰”的職責就行了。如果實踐證明成王確實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那樣,再學習“伊尹放之於桐宮”“攝行政當國”也不晚。(見《史記·殷本紀》和《尚書·太甲》)再說,西周王室是嫡長子繼承製,特殊情況下可兄死弟及。《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冉季載。”武王崩後,胞兄弟尚有八人。另外武王三公重臣還有軍師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這樣的皇權大事,以家事論應與其兄鮮及羣弟商量後決定;(特別是應徵得其兄管叔鮮的同意,因按周兄終弟及應是叔鮮爲長。周公處死他是否與此有關只有周公知道。)以國事論應徵求其他二公意見。而周公旦卻獨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早終,成少”爲由(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匆匆宣佈“攝行政當國”。周公旦“攝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氣教訓成王及羣臣。在《尚書》的《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告》等文獻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稱。在《梓材》中更是直稱“王曰”。《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周公攝政象天子一樣“踐阼”面南朝見諸侯。這怎不使“羣弟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而“作亂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僅使“羣弟疑”,與之同侍武王的開國元勳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樣不滿。《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於是召公乃說。”《史記·魯周公世家》雲:“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闢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尚書·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闢無以告我先王。’”
就連成王對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於懷,敢怒而不敢言。《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金縢》亦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詩經序》說得更明白:“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王曰《鴟鴞》。”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周公東征平亂勝利之後,成王仍對周公旦攝政的行爲頗不滿,但畏於周公的威勢只能生悶氣。周公也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鴟鴞》詩向成王表白對周朝的一片赤誠之心。就這樣也未能對其“遂無疑”。可見成王對周公旦的成見有多深。一直到“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向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釋然開悟。”(朱熹語)
以上陳述可證周初三監疑周公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想搶班奪權,而是維護成王之位。他們“作亂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踐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鞏固姬姓天下。三監之亂完全是由周公旦“踐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周公旦的獨斷專行、暗箱操作使聖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對他產生嚴重的誤解,更何況其“羣弟”呢?所以說周公旦對周初“三監之亂”造成的慘重後果,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蔡叔度“既遷而死,”周公聞之,舉其子胡爲魯卿士,又言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對叔度“既遷而死”的懺悔?)。“三監”不應該獨擔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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