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所作的《子產不毀鄉校》,蘊含深刻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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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字退之,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後人還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並稱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了很多寫作理論,對後事具有指導意義。下面跟小編一起了解一下韓愈所作的《子產不毀鄉校》吧。
子產不毀鄉校
韓愈 〔唐代〕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眾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
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跡,昭哉可觀。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此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譯文及註釋
譯文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個就是鄭國的子產。(他開始執政的時候),用禮制治理國家,大家還不理他那一套。來到辯論的場所--鄉校,眾人議論紛紛。有人對子產說:“毀掉鄉校議論就停止了。”子產說:“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可以把它變成好事。哪能說是議論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見嘛。對的,我們就採納;不對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壞的),我們就防止;是好是壞,我們就觀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論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矇蔽,國家就要衰敗了!”
鄉校沒有毀掉,而鄭國得以治理好。周初興盛,(是因為)奉養老成有德之人,聽取他們的意見;(周厲王)衰敗,是派人監視有意見的人的結果。成功失敗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這子產啊,執政的方式(難得)。只因為難得,才治理一個鄭國。真的都用子產執政的方式,幫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達到無限。哎!天下沒有治理好,(是因為)只有君王沒有賢臣啊。誰能繼承子產之風?(誰又具有子產之才)?我思慕古人。
註釋
伊,句首語氣詞。僑,子產的名。
禮,指治國的禮法綱紀。
囂囂(xiāo xiāo),喧譁的聲音。僑,教,囂,押韻。
這是“亦各言其志”的意思。《論語·先進》:“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維,語氣詞。否(pǐ),惡。
弭(mǐ),止。
理,治,指平治。止,美,志,避,視,弭,矣,理,押韻。
養老乞言,周朝興盛的時候,曾奉養一些年老而有聲望的人,讓他們提意見,幫助把國家治理好。《詩經·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gǒu,黃耇,老人之稱),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謗者,指批評國政的人。《國語·周語》載: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批評他,他派衛巫監視批評他的人。最後國人忍無可忍,把他放逐出國。
是,指示代詞,這個。
式,法式,榜樣。
維,通“惟”。這兩句是說只因子產沒有遇到聖君,他的教化就只限於一個鄭國。化,教化。
於虖,同“嗚呼”。
四海(天下)之所以治不好,是因為只有君,沒有臣(指稱職的人臣)。
《左傳·襄公三十年》載:子產從政三年,輿(眾)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鑑賞
子產不毀鄉校和周厲王監謗的故事,人們都不陌生。但韓愈卻在他的《子產不毀鄉校頌》中把二者聯絡起來,加以對照。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歷史教訓。
春秋時,“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當時執政的是子產,他以禮法綱紀治國,進行了一些大膽改革。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滿,批評,甚至攻擊。有人建議毀鄉校,子產堅決反對。他說:“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對別人的批評採取的這種態度,是完全正確的,用現在的觀點來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的。兩千多年前的子產能夠有這樣的氣度和認識,是十分難能的。孔子對子產的作法也十分讚賞。據《左傳》記載:“仲尼聞是語(指上述子產的話)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當作崇高的政治、倫理道德的標準,從不輕易以仁許人,現在居然據此即稱子產為仁。這說明孔子認為這種作法就是仁的一種表現,為什麼呢?因為這種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學說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謂中庸,並不是要人們對人處事不分是非,模稜兩可。對於那種巧言令色的佞人、鄉愿,孔子是非常鄙視的。孔子的所謂中庸,就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行也,度於禮,……事執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中庸學說承認事物存在著對立的兩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聯結,應取長補短,以得其中,否則就會“過猶不及”(《論語·先進》)。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過了界限(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度”),就要求使兩端(即矛盾的雙方)都能及時暴露出來,使人們及時瞭解,採取措施,否則就會使問題堆積起來,變得積重難返,甚或釀成大禍。子產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否則“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同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這些話正是這個意思。
正確的認識方法,導致了良好的效果。當子產執政頭一年,有的人對他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滿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正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眾口囂囂”,仇視到了極點。但子產既不因為這些人的不滿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對不滿的人採取鎮壓(毀鄉校)的辦法。而是如韓愈所說的那樣,“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結果,子產執政三年之後,輿(眾)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從實踐中認識到子產的正確,對子產的態度也從仇恨變成愛戴,起了根本的變化。正因為如此,韓愈在詩中稱頌“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榜樣)。”這樣的頌詞,子產是當之無愧的。
韓愈在詩中,也舉了反面的例,就是《國語·周語》中著名的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故事。周厲王暴虐無道,國人批評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衛巫監謗,加以鎮壓。大臣召公勸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建議他多方設法聽取各種意見,然後斟酌採行。但是,厲“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可能是由於吸取了周厲王失敗的教訓,子產才能悟出鄉校不可毀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產的一些話和召公的話很相似)。
經過這樣的對比,韓愈在詩中說:“成敗之跡,昭然可現。”他通過兩個歷史故事,兩種方法帶來兩種結果,說明管理國家應該採取甚麼方法。當然,韓愈只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立場出發的,但從認識論角度看,卻有普遍的意義。
韓愈最後為子產的善政“化只一國”(他的教化只限於一個鄭國),而大發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韓愈以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確的治理,就在於沒有稱職的良臣。因此,他對子產特別懷念。其實,在古代的封建社會,象子產這樣的良臣,是很難被重用的,縱使一時能執掌權柄,實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一旦失勢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復歸失敗,即所謂政以人舉,也必以人亡是也。
歷史的經驗證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個別的聖君賢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證人民群眾可以批評議論執政者及其作為,社會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也都能及時反映出來,以便使人們通過實踐、試驗和比較,認識真理。否則就會如韓愈在詩中所說的“下塞上聾,邦其傾矣!”同時,制度還要保證使那些思想品質好、有才幹的人材能不斷地被選拔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使他們能大展巨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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