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雍正寵了13年的李衞，在乾隆時期是何地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雍正。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清朝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秋天，雍正皇帝接到一份奏摺，他看後眉頭緊皺，然後徑直去了南書房。

在南書房，雍正把手裏的奏摺遞給了大學士鄂爾泰。鄂爾泰此時的地位等同於內閣首輔，他看完奏摺，連忙站起來，只見他額頭流汗，欲言又止。

坐在鄂爾泰旁邊的張廷玉，挑了挑眉，他雖然沒看到奏摺的內容，但以他的精明，定然能猜到這份奏摺，肯定和鄂爾泰有關。

事後，張廷玉所料果然沒錯，原來是有人彈劾步兵統領鄂爾奇“壞法營私，紊制擾民”。鄂爾奇是鄂爾泰的親弟弟，所以雍正才把奏摺給鄂爾泰看。而鄂爾泰為了避嫌，竟然一句解釋都沒有。

鄂爾泰是雍正的心腹之臣，更是當朝“宰相”，有誰這麼不給鄂爾泰面子，竟然彈劾他的弟弟?

這個彈劾鄂爾泰的人，也是個“硬茬”，他曾經和鄂爾泰齊名，深得雍正寵信，此人就是李衞，時任直隸總督。

事情發生後，雍正為了表示自己“不偏不倚”，派自己的十七弟、果親王允禮親自去調查鄂爾奇案，最終調查結果是：李衞彈劾鄂爾奇的罪證，完全屬實。

接下來，雍正的處理方式比較微妙，《清史稿》雲：

上以鄂爾奇為鄂爾泰弟，曲宥之;獎衞，命議敍。

意思是，雍正公開獎勵了李衞，但卻私下赦免了鄂爾奇之罪，算是給了鄂爾泰一個面子。

事後，鄂爾泰並沒有記恨李衞，反而很感激他，為什麼呢?

因為，李衞拿到鄂爾奇的罪證後，有三種選擇：第一，捅給言官，讓大家都去“立功”;第二，私下寫信給鄂爾泰，讓鄂爾泰約束弟弟;第三，就是直接上奏給雍正，看雍正的意思。

如果選擇第一種選擇，那意味着這件事將會被徹底曝光，沒有挽回的餘地。如果選擇第二種選擇，那李衞不僅徇私，還有巴結鄂爾泰之嫌。最終，李衞選擇的第三種選擇，反而是對鄂爾泰有利的。所以，鄂爾泰感激李衞。

在雍正一朝，李衞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按常理出牌，不怕得罪人，但每次出手，都恰到好處。李衞死後，被諡“敏達”，其實非常有理。

歷史上的李衞，在雍正朝如雷貫耳，他身在廟堂，兼顧江湖，被雍正寵信了13年之久，可乾隆對他卻十分冷淡。本文，筆者來談一談清朝名臣李衞，希望從這位封疆大吏身上，讀出不一樣的歷史。

一、英雄不論出身

自宋明以來，科舉取士已經是朝廷非常成熟的制度，明朝後期更是有“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説法。所以，每逢官場上兩位同僚初次見面，必然先看彼此是哪一榜的進士，是幾甲出身，然後再論資排輩。

這樣一來，有一羣人就非常尷尬，他們就是“捐貲”出身的官員。所謂“捐資”，早在漢朝就已經存在，意思是花錢買官。而本文的主人公李衞，就是“捐貲”出身。

《清史稿·李衞傳》記載：

李衞，字又玠，江南銅山人。入貲為員外郎，補兵部。

李衞是江蘇豐縣(屬徐州)人，其父是一位大商賈，父親本想讓李衞通過讀書考取功名，無奈李衞天生不喜歡讀書。康熙晚期，清朝吏治敗壞，“捐官”盛行，李衞的父親決定用金錢為兒子謀個前程，所以，29歲那年，李衞獲得了“員外郎”的職位，當年底，李衞便補了一個“兵部員外郎”的實缺，到北京去上任了。

其實，清朝雖然流行捐官，但一般捐官是先“買”到一個身份，然後要“侯缺”，因為當時不一定有合適的職位，即使有職位也有很多人競爭。有的人，一等就是幾年，有的甚至等到一輩子，也沒有謀個“實缺”。李衞在捐官的當年就能到北京兵部去上任，筆者猜測，其家族估計沒少上下打點。

商人大多八面玲瓏，李衞受家庭影響，為人非常機靈，後來他到地方上為官，在鹽、茶、錢、税等多方面大顯身手，和家庭薰陶關係很大。

李衞在兵部待了兩年的時間，因表現勤勉，為人機靈，康熙五十八年，李衞被調到户部任郎中。清朝員外郎是從五品，六部郎中是五品，李衞這是官升一級。

李衞在户部期間，主要管理銀庫，李衞自幼就見過很多錢，但在銀庫中，李衞卻沒有低調，因為他以五品的小吏的身份，促成了一件“大改革”。

在清朝，有個名詞叫“贏餘”，用現在的話來解釋，就是上不了枱面的抽成。比如説，有官員拿着正規的手續到銀庫裏提銀子，户部的這些人會截留一部分當作福利。

根據《小倉山房文集》記載，李衞在户部期間，有一位分管的親王要求每支出錢糧一千兩，就必須加收“贏餘”十兩，這就相當於百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例如，朝廷撥給某位督撫十萬兩賑災銀子，經户部的手出去以後，就只剩九萬九千兩了，如果中間再經過其他人轉手，最終能到老百姓手中的銀兩，就會大打折扣。

但定規矩的人是親王，很多封疆大吏也不敢輕易得罪，只能吃這個啞巴虧。李衞初來户部，覺得這很不合理，遂勸這位親王停收“贏餘”。親王哪能聽他的，李衞便在眾人前來取銀子的時候，在最外面一排櫃子上貼上“某王贏餘”四個大字，把親王收錢的事情捅開，親王當時非常難堪，於是下令廢除户部“贏餘”。

很多封疆大吏都沒能做到的事情，李衞以一個五品小吏的身份做到了，這就是李衞。

二、雍正的不拘一格

雍正時期，李衞、田文鏡、鄂爾泰並稱為“三大模範督撫”，但這三個人性格迥異，彼此之間並無深交。兩江總督尹繼善曾向雍正評價這三人：

李衞，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

這段評價，點出了三位“模範督撫”的優缺點，可謂精準。例如，田文鏡此人非常勤勉，但為人刻薄。尹繼善説李衞的優點是“勇”，但缺點卻是“粗”。

受《雍正王朝》的影響，很多人認為李衞是乞丐出身，不識字。其實，這是一種誤讀。李衞有一段自述：

“臣孤失學，不習章句，緣從母命，訪擇塾師，僅能講説《通鑑》，粗知古人行事。”

按照李衞的話説，他自幼就不喜歡讀書，但還是讀過《通鑑》的。再加上李衞是捐官出身，所以筆者認為，李衞的學問或許不夠淵博，但不至於不通文墨。

《清史稿》雲：

世宗在籓邸，知衞才。

意思是説，雍正在沒登基之前，就知道李衞是一位有才能的人。雍正有識人之明，他用人不拘一格，所以李衞被雍正重用，只是時間問題。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李衞立即升任雲南鹽驛道，可能因為是商人出身，李衞對鹽業非常瞭解，因此很快做出了政績。兩年後，雍正二年，李衞被提拔為雲南布政使，相當於“一省之長”。

在李衞的管理下，雲南的財税大幅提升，雍正大喜，覺得這樣的人才應該調到江浙富庶之地。於是到了雍正三年，李衞被調任浙江巡撫。在李衞的任命詔書上，雍正特地加了一句：

“命兼理兩浙鹽政。”

明清時期，鹽業屬於專管，朝廷有專門的鹽運使，不受各省督撫節制。但雍正知道李衞很擅長鹽政，便下了這道政令，賦予李衞管理鹽政的權限。

這個小細節，不僅能看出李衞的才能，更能看出雍正的用人不拘一格。

到了雍正五年，為了擴大李衞的權力，雍正乾脆把李衞升任浙江總督，並且“管巡撫事”。

這裏筆者需要説明一下：自從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收復台灣之後，浙江的軍事就歸福建總督管轄，後來康熙又改“福建總督”為“閩浙總督”。所以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清朝是不存在“浙江總督”這個職位的。但雍正為李衞設置了“浙江總督”一職，因人設官，不僅賦予了李衞權力，更提高了浙江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雍正是一位較為優秀的帝王，他的許多處理方式，顯得非常高明。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能力效仿他這一點。

雍正任命李衞為浙江總督，並且還兼任巡撫，這就相當於軍政大權一把抓。從一個從五品的員外郎，到封疆大吏，李衞只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這種晉升速度，不僅僅是因為雍正寵信李衞，更能説明李衞是一位有能力、有手腕的“能臣”。

若是放在宋朝或明朝時期，像李衞這樣沒有強硬的政治背景，又是靠捐官出身的官員，一輩子都不可能有成為封疆大吏的機會。所以説，在雍正時期，李衞是極其幸運的。

《史記·刺客列傳》中有一句話：君以國士待我，我必國士報之。

雍正信任李衞，李衞也對得起雍正。在清朝，浙江是重要的產鹽區，但自康熙晚年起，這裏的鹽政就比較混亂。官府中飽私囊，朝廷收不上鹽税，私鹽販子控制了市場，窮苦百姓卻只能吃高價鹽。李衞在浙江，雷厲風行，他不怕得罪江湖勢力，先出重拳打擊幾大鹽梟，然後又彈劾幾位背景複雜的官員。不僅如此，李衞還奏請在關鍵的隘口設置重兵巡邏，以防被鹽梟鑽了空子。在李衞的治理下，浙江鹽政終於煥發生機，百姓吃到了低價鹽，而浙江的鹽税收入也翻了幾番。

在浙江期間，李衞還做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大事，那就是修築海塘。海塘即海堤，是攔截海潮侵襲的重要水利工程。雍正初年，海寧、蕭山、錢塘、仁和諸縣境內的海塘每年都會決堤，雖然朝廷每年撥款，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李衞本身並不擅長治水，雍正派名臣範時繹前去修築海塘，但範時繹給的方案雍正並不滿意，無奈之下，李衞只得親自去這些地方實地考察，最後通過自己的不斷學習和請教，給出合理的方案，解決了浙江的老大難。

必須説明的是，李衞修築海塘，沒有用朝廷的撥款，而是由地方籌措資金完成，至此後，浙江海塘多年未發生大的水災。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李衞的兩個重要品質：第一，他善於鑽研，把解決問題作為首要任務，不會的東西，他通過刻苦鑽研後，比專業的人做得還要好。

第二，雍正初年，朝廷虧空嚴重，李衞知道雍正的難處，最後竟然沒讓朝廷撥款，自己解決了問題。李衞體貼雍正，雍正難道不知道李衞的苦心?

所以説，李衞能被雍正寵信13年，不僅僅是他辦實事，用雍正的話，李衞能“體聖心”。

三、利國利民的李衞

雍正三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和直隸總督李紱之間發生了著名“田李互參事件”，震驚朝野，差點釀成“黨爭”。這件事，看上去是李紱和田文鏡政見不同，相互攻訐，其本質是以李紱為首的科舉官員自尊心太強，認為田文鏡“不尊重天下讀書人”。其實，這也不算冤枉田文鏡，因為田文鏡雖然不是科舉進士，但他從骨子裏認為自己不比別人差，因此才有他“不尊重讀書人”的説法。

雍正的三位“模範督撫”，李衞、田文鏡、鄂爾泰都不是翰林進士出身，但和田文鏡不同的是，李衞對讀書人卻非常尊重。

雍正年間，浙江發生了查嗣庭、汪景祺等多起文字獄事件，雍正一怒之下，撤銷了浙江考生參加科舉的資格。李衞身在浙江，知道浙江學子的不易，為了解決問題，李衞做了三件事：

第一，李衞出主意編修浙江通志，把自古以來的浙江的忠臣義士都編出來呈給雍正，讓雍正知道浙江也是忠義之地。

第二，李衞親自重審了多起文字獄案，把這些案件的波及範圍降低到最小。

第三，李衞讓浙江學子不要受外界干擾，認真備考，然後上書請雍正派欽差來浙江視察，欽差看到浙江學風淳樸，回去如實向雍正彙報，雍正大喜。

這時，李衞再上書請求恢復浙江文士的會試資格，雍正欣然同意。

這件事，看似複雜，但被李衞有條不紊地解決了，浙江考生非常感激李衞。第二年的殿試，狀元、榜眼、探花(前三甲)全部被浙江人攬入囊中，李衞頗為欣慰。

當時有人就説，若讓田文鏡來做浙江總督，浙江學子若想參加會試，至少還得等10年(即田文鏡死後)。

所以説，同為模範督撫，李衞和田文鏡一比，高下立現。

在雍正一朝，李衞有一項較為突出的能力，那就是“治盜”。雍正年間，江湖上有許多大盜，由於武藝高強，神出鬼沒，官府都沒有辦法。

雍正六年，江南總督範時繹“緝盜不力”。雍正最終命令李衞統管“江南七府五州”的盜案，並且説明，如果李衞是在抓捕盜賊，各地文武皆受其節制。

浙江和江南，分屬兩省，李衞身為浙江總督，不僅可以越界到江南地界抓捕盜賊，還要江南的文武官員都聽他的，這看似荒謬，但不得不佩服雍正的魄力。因為李衞和那些迂腐的讀書人不同，讀書人不願意和盜賊為伍，李衞卻要“以盜治盜”。

他先花大力氣抓住了武學大家甘鳳池，然後用甘鳳池來對付其他盜賊，效果非常顯著，不久後，江南太平。

李衞在浙江一共經營了五年之久，《清史稿》雲：

衞在浙江五年，蒞政開敏，令行禁止。

雍正七年，李衞被加封為兵部尚書，同年，加太子太傅銜，成為一代名臣。雍正十年，李衞出任直隸總督，一年後，他彈劾鄂爾泰的弟弟鄂爾奇，李衞的處理方式恰到好處，讓鄂爾泰、張廷玉等閣臣佩服不已。這時，再沒人敢小看這位靠捐官出身的封疆大吏了。

四、乾隆的態度大變

《清史稿》雲：

世宗在籓邸，知衞才，眷遇至厚，然察衞尚氣，屢教誡之。

意思是説了，李衞在雍正登基之前就得到雍正的青睞，但雍正覺察到李衞雖然聰明，卻有一些“匪氣”。於是，雍正多次告誡他要改。這裏有個“屢”字，可見，在雍正登基之前，李衞和雍正應該很熟。

李衞在雲南的時候，雍正曾賜給他一塊“欽用”的令牌。李衞有一次見客，為了立威，便把這塊令牌拿出來展示。這件事被雍正知道後，批評他：

“聽説你不能放縱，操守亦不純。爾其謹慎，毋忽!”(出自《清史稿·李衞傳》下同)

雍正的意思是説李衞恃寵而驕，操守不純。

李衞寫奏摺向雍正解釋道：

“受恩重，當不避嫌怨。”

意思是，我深受重恩，有時候為了解決問題，難免用些小手腕，我問心無愧。沒想到，雍正卻回覆：

“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汝宜勤修涵養，勉為全人，方不負知遇。”

雍正的意思是：使小手腕和仗勢欺人完全是兩碼事，你應該做一個無可挑剔的“全人”，才不辜負我對你的知遇之恩。

從此，李衞決定改掉身上的一些壞毛病。但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雖然李衞極力去做一個“全人”，但他為人處世，還是留下了一些江湖氣息。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駕崩，其子弘曆繼位，是為乾隆帝。乾隆和雍正的執政風格大相徑庭，對於雍正特殊時期啟用的“特殊人才”，乾隆也嗤之以鼻。例如，已經去世三年的田文鏡，就被乾隆説得一文不值，乾隆曾説：

“河南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意思是，田文鏡作為河南的督撫，為人苛刻，下屬官吏層層剝削，讓河南百姓深受其苦。

這等於全盤否定了田文鏡。

相比于田文鏡，李衞雖然沒有被全面否定，但也不受乾隆待見。

乾隆三年，李衞因病去世，享年51歲。乾隆下旨，按總督例給李衞下葬，諡“敏達”。要知道，當時的李衞雖然是直隸總督，但他身兼兵部尚書、太子太傅銜，乾隆卻只給李衞按總督之禮下葬，並沒有任何追贈，其實非常反常。

舉兩個例子，李衞的前任、直隸總督何世璂去世的時候，朝廷追贈為吏部尚書。李衞的同僚，雲貴總督楊名時(加禮部尚書銜)比李衞早一年去世，當時，乾隆直接追贈楊名時為太子太傅，入祭賢良祠。

反觀李衞，在雍正朝受寵13年，乾隆對他的態度卻非常冷淡。兩年後，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請將田文鏡移出賢良祠，乾隆才想起來，同為雍正的寵臣，田文鏡在賢良祠內，而李衞卻不在，所以，下旨將李衞入祀賢良祠，算是給他爹雍正一個面子。

幾年後，乾隆南巡，路過杭州，看到杭州百姓為李衞和夫人所立的“花神廟”，鄙夷地説：

“李衞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驕縱，初非公正純臣……”

乾隆認為，李衞並非公正純臣，他之所以能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全靠皇考(雍正)的特殊提拔。

李衞為何不受乾隆待見呢?歸根結底，是乾隆和雍正的治國思想不同，雍正是唯才是舉，英雄不論出身。但乾隆頗為自負，他骨子裏還是比較保守的。正所謂“用正不用奇”，他認為，像李衞、田文鏡這樣的“怪才”，並不是取仕之道。

乾隆缺乏乃父的靈活，而多了一些僵化的思維，這也是清朝走下坡路的一個原因。

所以，筆者在讀清史的時候，為乾隆感到惋惜，又為李衞感到慶幸。若李衞沒有遇到雍正，或者説，若李衞生活在乾隆朝，那他一輩子或許只是一個“侯缺”的員外郎，不會在雲南和江浙做出政績，更不會留名青史。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祖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提出了著名的“兩貓論”，通俗易懂，卻又飽含深意。筆者認為，李衞或許是“黑貓”、或許是“白貓”，但他是最管用的那隻“貓”。這一點，雍正明白、總設計師也明白，但乾隆卻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