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的幼童留美：朝廷習慣看到壓抑的青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起錨了。船上30名統一着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目。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爲“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着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蔑視爲“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夢想破滅之後的曙光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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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裏已經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着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佔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爲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鑑技術以爲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爲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爲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爲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鉢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爲，李鴻章“作爲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爲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平心而論，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爲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四批，總計預算白銀12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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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爲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還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裏，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佈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到香港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以籍貫論，廣東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臺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但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這暴露了滿洲貴族們的顢頇，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佈，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爲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著名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離襁褓後首次被人親吻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爲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政客着眼於“更大的實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謀遠慮。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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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回憶：“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着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但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總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以後成爲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次演講辭回顧：“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着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爲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他們只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爲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在管理幼童的專門機構—肄業局裏，儒家正統教育背景、作爲委員的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爲數典忘祖。容閎在回憶錄中批評他們“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而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未曾消歇，有的甚至說幼童能否學業有成尚不可預期，即使學成也不能爲中國所用。清政府終於決定將幼童全部撤回。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爲失望。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爲，“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讚。”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爲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先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身而出爲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還是個頗有成就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認爲“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說他見風使舵並不公正。

　“磚縫中的潮氣使衣衫盡溼”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國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欠佳，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回到彷彿已經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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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服務於中國外交界的幼童黃開甲，把他回國之初的遭遇，透露給了他在美國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說：“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歡迎的微笑來接待我們這失望的一羣。……到中國‘海關監督’辦事處，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動真遲緩。我們還被暴露在驚奇、嘲笑的人羣中，令人難堪。……爲防我們逃脫，特由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臺衙門後面的‘格致書院’。……這所書院關閉已經十年，當你踏進門檻，立刻黴氣撲鼻，夜間，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溼。”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可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作爲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爲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這裏，“美國化”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九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開國人自建鐵路之先河的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樑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爲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於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爲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茲閱前因，足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爲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盪，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