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治術簡介 黃老治術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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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治術是戰國時期(約公元前5-3世紀)產生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傳說是黃帝和老子爲創始人,所以得名。黃老治術便是西漢初的政策方針。

黃老治術作爲一種哲學思想,形成於戰國時代。但是,其作爲一種廣爲流傳的社會思潮,則是在西漢時期,這一派的代表尊崇黃帝和老子的思想,黃老學以道家思想爲核心並且採納了陰陽、儒、法、墨等學派的觀點。從內容上看,黃老治術繼承、發展了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爲「道」是作爲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爲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治術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認爲君主應「無爲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爲」而達到「有爲」。所謂“無爲”就是要求政府儘量不要干涉人們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謂的豐功偉業和政治霸權。上述主張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結果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東漢時,黃老治術與新產生的讖緯之說相結合,就逐漸演變爲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黃老治術簡介 黃老治術的書

  黃老治術

政策背景

西漢帝國建制,經過數年反秦戰爭與楚漢相爭之後,原本在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農業人口大量流失,當時西漢丞相蕭何爲了讓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以及減少多餘的政策支出和浪費,制定出“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清靜儉約”三大政策方針作爲西漢帝國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大綱。

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相繼消滅了專制集權的秦王朝和企圖返回到戰國諸侯並立時代的項羽勢力之後,究竟採取何種思想進行統治以穩妥地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就成爲擺在劉邦及其統治集團面前的重大問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秦王朝推行法家路線,大搞嚴刑酷法,推行思想專制,最終導致二世而亡。從亡秦的廢墟中衝殺出來的劉邦集團對這一深刻教訓有着切身的感受,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按照法家的政治思想來治國理政。而劉邦集團大多來自社會下層,“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留子孫哉”(《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因而對儒家治國的高深理論也不可能產生濃厚的興趣。劉邦本人儘管沒有完全排斥儒學,但儒生的信而好古、脫離現實、高自標置也令其厭惡。這時,惟有主張清靜無爲、以柔制剛、以靜制動、以退爲進、以守爲攻、刑德相輔的黃老治術比較切合劉邦集團的需要,能夠爲漢初統治者提供最合理、最有效的統治手段和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

黃老治術最初是作爲戰國諸子中的一個學派而存在的。到了漢初,由於它切合漢初政治的需要而被統治者當作治國理政治術加以鼓吹和推行。歷史使劉邦成爲運用黃老治術以治國的第一人。據史載,劉邦入關之初,即宣佈約法省禁,“悉除去秦法”(《史記·高祖本紀》)。

緣起

傳統道家思想給我們的觀點都是形而上的,着力探索宇宙萬物和終極價值,這對道家思想的發展利弊兼半。劣處當然人所共知,時值亂世,實力爲尊,這種形而上的思想很難獲得社會的認可,即使有部分人認同,也是消極避世,這樣的道家難有發展。但它的優勢卻也正在一個形而上。

戰國後期、秦漢之初,是一個思想融合的時代,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要形成一個包容各派理論的鴻篇鉅製,必然對形而上有較高的要求,這樣纔能有機的容納各派理論。而道家的“道”無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黃老治術的代表作品。(這點在以後的道教發展史上也很明顯,如在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出來之前,包容典籍最多的就是道家的作品--道藏,諸子百家無所不包。)以淮南子爲例(淮南子比呂氏春秋要更爲成熟),在道的太上地位基礎上,又將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間(天象、地形)與時間(時令、立法)、宇宙與人類的對應、天地人關係、社會問題等等作爲道在自然、社會、人類的呈現加以論述,博採衆家之長,以成一家之言。即使後來的董仲舒,其立論宏遠,也是要藉助黃老之學的宇宙支持系統確立自己學問的最終依據。

政治基礎

一種政治思想如果僅僅停留在形而上的層面,對政治無疑作用不大。但黃老治術在秉承道家思想的同時,發展成爲具體的政治手段,這就給黃老治術被倡導提供了可能性。

黃老治術的興盛還離不開政治人物的倡導,比如竇太后干政數十年,結果景帝、武帝、諸竇氏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還有,就是教科書裏講到的當時百業待興,在這種情況下,無爲而治就顯的比較有吸引力。

政治思想

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治術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認爲君主應「無爲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爲」而達到「有爲」。所謂“無爲”就是要求政府儘量不要干涉人們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謂的豐功偉業和政治霸權。上述主張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結果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東漢時,黃老治術與新產生的讖緯之說相結合,就逐漸演變爲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政策制定者

蕭何、張良。

 政策實踐推廣者

漢代:漢高帝、漢惠帝、呂太后(蕭何、曹參、陳平)、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后、魏文帝

 社會影響

穩定和諧

由於漢初統治者在政治上推崇黃老治術,因而對秦以來的嚴刑酷法進行了清理,形成了一個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

漢初幾代統治者常常以秦亡爲戒,認識到要取得一個相對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須努力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息,實行無爲而治。於是,來自於黃老思想的君道無爲、刑德相輔、節慾崇儉、愛民養民的觀念就很快轉化成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統治政策。劉邦去世後,孝惠、高後相繼當政。《漢書》說:“孝惠高後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景二帝繼統之後,也繼續將黃老治術作爲治國方針。文帝以一藩王繼承大統,其時羽翼未豐,所以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爲相。這樣既融洽了新舊君臣之間的關係,又保證了高層統治集團的團結一致。文帝還多次下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使一大批年輕有爲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擴大了漢政權的統治基礎。班固曾高度評價說:“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漢書·刑法志》)景帝長期生活在黃老治術氛圍中,其母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在文景二帝統治時期,朝野內外,對黃老治術從之者甚衆,著名者除膠西蓋公、曹參之外,尚有陳平、陸賈、黃生、田叔等人。在處理與諸侯王關係問題上,黃老治術的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觀念也成爲一種非常有效的潤滑劑。漢初諸侯王的勢力十分強大,其中尤以吳、楚、齊爲最,其領地幾近“天下之半”。漢初全國人口大約有一千三百萬,而屬於諸侯王國的就有八百五十多萬。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其存在及明顯的獨立傾向也使中央集權時刻面臨着被分裂的威脅。但文景二帝不是急於削藩,而是對諸侯王採取了長期的優容政策,如吳王劉濞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文帝反賜其几杖,允許其不預朝會。如果我們注意到漢初中央政權以靜制動、以守爲攻的策略,注意到吳楚七國之亂不過三個月即被鎮壓的歷史事實,就不難理解黃老治術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在對待匈奴入侵的問題上,漢初由於人力、物力的嚴重不足,漢高祖曾接受婁敬建議,以和親通關市的方式換取邊境的安寧。文帝時,匈奴勢力更爲強大,“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文帝十四年,匈奴長驅南下,“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擄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漢書·匈奴傳》)如何阻止匈奴南侵以保證人民的生產生活安寧?漢文帝在繼續推行和親政策的同時,又接受晁錯募民實邊、入粟塞下、屯田積穀、耕作結合的建議,積極組織起大批墾戍部隊,從而既方便了漢王朝集中力量做好內部工作,又減輕了內地人民的兵役、徭役負擔,更重要的是使漢王朝有充足的時間去發展經濟、積蓄力量,爲以後大規模的反擊匈奴鋪平道路。黃老治術中的“因變”思想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道德律的核心

黃老道認爲生命既是貫通天地和人事的最高價值,又是道德律的核心。黃老道的政治思想的最終理想是“致太平”。根據《太平經》,“太平”就是萬物無一受傷的狀態,其具體內容也離不開黃老道的世界觀。太平就是實現三合相通而陰陽中和之氣保持完美的協調和統一的狀態。值得一提的是,漢朝的方士們還充滿了救世之責任感,冒着一切風險積極干預政治,期望實現“致太平”,但這不僅僅是政治行爲,其目標在於陰、陽、中和三氣和諧統一。“黃老道”着重批判了背離以協調、平衡、統一爲基本原理的自然法則的人類社會中的許多矛盾。比如執着權力或者名譽等社會價值,施行有暴力性的制度,無節制地獨佔資源,輕視和破壞生命等。而“黃老道學”則以天人合一與可持續相結合爲情懷,物質享受但求節制有度等作爲追求的目標,實在是難能可貴。

 經濟繁榮

其次,由於漢初統治者推崇黃老治術,實行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的繁榮。

漢初統治者鑑於秦亡的教訓及漢初社會經濟的殘敗,將黃老治術中的無爲而治、節慾崇儉、與民休息的觀念轉化成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黃老治術反對窮奢極欲,提倡“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因而,漢初推崇黃老的幾位皇帝都十分儉樸。最具代表性的是漢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文帝在營建自己的陵墓時,還明確告訴後人不許起墳,不得以金銀作裝飾,陪葬品都用瓦器。漢初諸帝爲了達到與民休息、無爲而治的目的,對農業更是十分重視。劉邦在統一戰爭剛一結束時就宣佈復員軍隊,釋放奴婢,要求因戰爭而流亡的人口返鄉歸農,復故爵田宅。文景二帝多次在詔書中強調:“農,天下之大本,務莫大焉。”他認爲,“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他們還制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如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爲地方官吏考覈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將十五稅一改爲三十稅一,以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將一年服一個月的徭役改爲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後,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這些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而到漢武帝即位之時,“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在傳統的農業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漢初社會經濟取得如此成就,除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外,我們不能不考慮到黃老治術及其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策的槓桿作用。

時代侷限

綜上所述,黃老思想由學術而政治,對穩定漢初社會秩序及漢初經濟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任何一種思想和理論都會受到時代的侷限。以往人們較多地注意到黃老思想在漢初的積極作用,對其他方面的消極影響則關注較少。而這些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黃老治術講清靜無爲、貴柔守雌、不爲物累等,導致封建等級權威制被削弱。等級制是封建倫理制度的核心內容,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漢初推崇黃老治術,在“君弱臣強”的形勢下,使諸侯王的勢力急劇膨脹,對漢政權構成極大威脅。此後相繼發生的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淮南王劉長的起兵和景帝即位不久發生的吳楚七國之亂,即證實了這一點。二是由於無爲而治導致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戶,許多不法商人與諸侯王或地方官吏相勾結,或經營鹽鐵,或冶銅鑄錢,大量侵吞國家資產,壟斷了國家經濟命脈。在生活上他們競相奢侈,嚴重敗壞社會風氣,“今雖刑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人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腐朽的社會風習還導致社會治安狀況日益惡化。三是引起時人對當時政治、文化及習俗的激烈批判。在黃老因循自然、無爲而治的原則下,漢初百姓生活得以安寧,生產得以發展,但侵蝕社會、危及西漢政權的異己力量也因此而惡性膨脹起來,從而引起許多敏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賈誼、賈山等的高度重視,對當時的政治現實多所批評與匡建。他們的批評預示了漢代歷史上統治思想的又一次大的轉折即將到來。

在當時,對於正在大張旗鼓地推進文化鉅變中的漢武帝來說,他怎能容忍一個聞名全國、影響極大的“黃老道學”的主張者?因此,黃老道學被統治階層扣上了“不合正統”的帽子,長期被“打入冷宮”,幾近湮沒在冰冷的歷史長河中。但他總不會消失。縱觀我國古老的歷史,無論是“善通機巧”的科學巨匠張衡,還是聲名顯赫的文人墨客,甚至治國安邦、叱吒風雲的文臣武將,都無不通曉此道。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人類歷史似乎將千萬年來積蓄的能量加速爆發,使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每個人都目不暇接地忙着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人類靠工具理性幾乎改變了整個地球的面貌,自然資源的高度開發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但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災疫流行、戰爭危險等威脅人類生存的難題也成爲21世紀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最後結局

黃老治術將道統放在政統之上。道家之學,以道、自然爲思想的最終依據,又把人即個人生存的合理性上通於天。(呂氏春秋這裏比較有意思。包含百家,當然也含養形貴生之說。它把個人的價值取向放在了社會之上或者至少是平等,因爲二者都是取法於天,並列關係。)這無疑對世俗權威產生消解意味。在君主政治和社會規範之上存在一個價值更高的天道,而這個天道又是由知識階層來把握,當然君王會不爽了。況且知識分子以天道爲憑藉,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遊離專制王權之外,確實是要被體制消滅的對象。黃老治術中還有一些比較自由的觀念對抗着體制思想,最典型的就是老莊並舉。莊子是個典型的反體制人物,如逍遙、如齊物,使淮南子有很明顯的反中心、反一尊、追求自由的思想。特別是主張因時而異,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這將天下一統的意識形態、中央集權置於何處。最後,淮南王的結局無疑象徵着黃老治術的最終沒落。前122年,劉安自殺,王后、王子徙諸所,與謀反者皆誅,國除爲九江郡,列侯、兩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儒學代替黃老治術何嘗不是一個血腥的過程。自此之後,黃老治術就離開了意識形態的中心。

黃老治術有它的用武之地,但很快君王就湮沒了它的終極價值依據。天取代了道,而天很快又被天子放在了幕後。人們在不經意間放棄了追問其合理性來源的思想權力。

 觀點總結

這是產生於中國戰國時代(約公元前5-3世紀)的哲學、政治思想流派。該流派尊傳說中的黃帝和老子爲創始人,所以得名。作爲一種哲學思想,黃老治術形成於戰國時代。但是,作爲一種廣爲流傳的社會思潮,則是在西漢時期,這一派的代表們尊崇黃帝和老子的思想,黃老學以道家思想爲核心並且採納了陰陽、儒、法、墨等學派的觀點。

從內容上看,黃老治術繼承、發展了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爲「道」是作爲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爲一,恆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治術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認爲君主應「無爲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爲」而達到「有爲」。所謂“無爲”就是要求政府儘量不要干涉人們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謂的豐功偉業和政治霸權。

上述主張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結果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到東漢時,黃老治術與新產生的讖緯之說相結合,就逐漸演變爲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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