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奸臣還可惡！史上都有哪些“混吃等死”的庸官呢？

官場，舊時指官吏階層及其活動範圍，貶義，強調其中的虛僞、欺詐、逢迎、傾軋等特點。黨的領導幹部隊伍也稱之爲官場，依然偏貶義，但是，至今官方未承認領導幹部隊伍爲“官場”的說法。說道“官場”，其實，封建王朝的官場上，最影響國家發展的並不是貪官，而是庸官。

爲什麼這麼說呢?

由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限，歷史上的許多朝代都出現了“不得不貪”的慣例，距離我們較近的明、清兩朝就是如此。不下手撈錢，有時會被視作“圈外人”，受到同僚的排擠。此外，古代官員交際應酬花銷極大，朝廷所給的俸祿不足以支出這筆開銷，所以，必須從其他地方撈錢補漏。

以至於，貪污與否，不能作爲古代官員是否有功於社會的衡量標準。打個比方來說，明朝名臣張居正與名將戚繼光，其生前都曾有過貪污的事實，但是，這絲毫不妨礙他們對國家所作出的貢獻。當然，這些都旨在討論庸官之危害，且討論範圍只在封建社會，切莫與現代社會對號入座。

在庸官領域首屈一指的，莫過於唐開元年間盧懷慎了。說起來，盧大人絕對是清官的代表，雖身居高位卻從不搜斂錢財，在朝廷裏的風評頗佳。然而，清廉卻並不意味着他是個好官。他入朝爲相後，給國家做出的貢獻屈指可數。擔任宰相期間，他將所有日常工作都交給了姚崇，自己當起了甩手掌櫃。

故此，盧懷慎才收穫了“陪吃宰相”的“美名”，此人堪稱古往今來尸位素餐第一人。除了盧大人之外，唐朝還有一位庸官，他便是唐朝前中期的宰相蘇味道。相比於盧懷慎，蘇味道所展現的卻是另一種“庸”。根據文獻的記載，蘇味道於武氏當政時期上位，先後三次擔任宰相一職，在位時間九年。

蘇大人最擅長的就是向皇帝闡述情況，也就是陳奏。因爲蘇味道能將當朝典章倒背如流，所以，他上朝時從不攜帶奏章，只靠一張嘴即可將情況闡明，誇誇其談。可以說，蘇味道的口才和能力兼備，但是，他卻不能在擔任宰相的過程中做出一番實績，顯然，他的爲官之道是存在缺陷的。

蘇味道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當官解決問題，不能將一切情況事無鉅細地理清，也不能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態度。若非如此，一旦出現某種意外，必定會影響自己的地位，沒準還會遭受陛下的處分。所以，解決問題需把握尺度，模棱兩可即可。”正因如此，蘇味道纔會被後人譽爲“模棱宰相”。

我們要說的下一位庸官，出現於宋神宗時期，他便是王皀。從仕途上來看，王皀可謂春風得意。他擔任宰相十六年，在此期間在朝堂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偏偏在政務上沒做出什麼成績。每當國家遇到什麼突發情況，他從不提出自己的見解，也不會給皇帝出主意，只做到了“上行下效”而已，絲毫沒有主見。

王皀的爲官之道，便是“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僅此而已。每天上朝的目的，就是從皇帝老子那兒“取聖旨”，一切事務都需“領聖旨”後再做打算，離開金鑾殿後根據“得聖旨”照章辦事，從不變通，是爲“三旨宰相”。更加微妙的是，庸官往往是“成對出現”的，同樣是北宋時期，還有個庸官名叫李邦彥。

用句現在的話來說，李邦彥就是個“富二代”，起點比正常人高得多。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是因爲他掌握了三門本事：

第一種本事是踢球，李邦彥是“大宋黃金右腳”，其球技估計只有高俅能與之一較高下;

第二種本事是能寫“黃段子”，他寫出來的段子風靡各大風月場所，出入青樓的文人雅士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三是喜歡交朋友，每天李府上人來人往，日日都如過年一般，一羣狐朋狗友吃喝玩樂。

靠這三種本事，李邦彥在朝廷的地位水漲船高，竟混到了宰輔的高位。然而，爬到這個位置的李邦彥卻不幹正事，每天仍在鑽研自己的“關係學”，鞏固自己的圈子。“靖康之變”爆發後，本該匡扶正統的李邦彥毅然決然地倡議投降大金，加速了北宋的覆滅。

且看史上著名的貪官和珅、劉瑾，至少和珅在外交方面頗有建樹，且是理財的一把好手;劉瑾也曾降賦稅、整頓鹽法、建立考察制度、革新風俗，做出過一番爲人稱道的實績。相比之下，尸位素餐的庸官又有何作爲呢?從上述四人的爲官經歷中我們就能看出，在古代庸官的危害遠大於貪官。

所以說，這種“佔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員，往往會誤了大事。

“不要百姓半文錢，原非異事;但問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官員就要幹事，忠於職守、勤政爲民向來是對爲官者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在位不作爲，拿了俸祿不幹事，這樣的庸官、懶官、太平官，同“泥塑的神像”有何區別?清廉乃爲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講廉政也講勤政，官德才算圓滿。

對於一個好官來說，“廉”和“勤”猶如一枝並蒂花，無論少了哪一朵，另一朵都會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