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古今圖考》揭祕：煙花三月下的其實是南京

在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江寧織造博物館館長酈波眼中，“能圖文並茂詳考金陵一城之變遷者，莫過於明代陳沂的名作《金陵古今圖考》，其傳世價值較大。”

　歷史價值

　　寫的其實是中國城市文明發展史

《金陵古今圖考》作者是陳沂，這個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實際上，他是明代大名鼎鼎的“金陵三俊”之一。南京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張宏介紹，明初南京不僅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文學藝術重鎮之一。宋濂、劉基、方孝孺等一代大家之後文壇雖然有所寂落，但至明中正德年間，因徐霖、陳鐸等名士瀟灑談藝而重新繁盛。被譽爲“金陵三俊”的顧璘、陳沂、王韋，詩文書畫風采相映，留下了不少優美詩文與學術著作。

陳沂(1469-1538)，字魯南，曾經當過江西參議、山東左參議、山西太僕寺少卿，想念自己長期居住過的金陵，在城南夫子廟旁的四福巷築居遂初齋，絕意世俗，閉門讀寫，一生著述較豐。

“陳沂飽讀詩文，博學多才，詩文、雜記等兼寫，其書畫藝術亦佳，因一生崇尚蘇東坡書法而自號‘小坡’。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文史成就。”張宏介紹，《金陵古今圖考》以宋元方誌爲基礎，綜合史料考證，描繪出從列國、先秦至明朝南京的山川形勝、城邑街肆地圖，時間跨度極廣。

“作爲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南京一城之變遷，足可成爲中國城市文明發展史的縮影。”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江寧織造博物館館長酈波說，在明以前，能圖文並茂詳考古來金陵一城之變遷者，莫過於明代陳沂的名作《金陵古今圖考》。全書作圖十六幅，其中，南京城郭歷代變遷圖十二幅，域內山水圖三幅，《歷代互見圖》一幅，每圖後皆附以圖考。

酈波還大讚，該書備受後世學者稱讚，“著名史學家、國學大師柳詒徵曾直言：‘遊金陵者，多嗜讀陳雲伯《秣陵集》。《秣陵集》所載圖考，皆直錄陳魯南《金陵古今圖考》。’其價值與影響可見一斑。 ”

　圖書告訴我們的那些冷知識

　　李白詩中的“揚州”指的是江南

如果告訴您李白千古名句“煙花三月下揚州”中的“揚州”是指南京，你會不會目瞪口呆?

“《金陵古今圖考》中記載，隋唐人所說的揚州往往指代建鄴西州城，而西州城最繁華的地方就在朝天宮西街這一塊地方。”朝天宮街道工委書記張振榮曾由此判斷，李白詩句中的“煙花三月下揚州”中的“揚州”實指南京，“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南京朝天宮西街這一塊地方。”

根據歷史記載，漢武帝劉徹爲了加強中央集權，除京師長安和京畿七郡外，分天下爲十三區，置刺史，“揚州”是十三區之一，全稱揚州刺史部。當時的揚州範圍非常大，包括今天的安徽淮河以南部分，江蘇長江以南部分，上海、江西、浙江、福建全部，湖北、河南部分地區。

晉代定都建康(今南京)，既是全國首都，也是揚州的治所，並持續了整個南朝。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軍攻克陳朝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改陳朝的揚州爲蔣州，又將本朝原來的吳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改爲揚州。從那時起，今天的揚州市才享有了“揚州”的專名。算起來，揚州作爲南京名稱的時間，長達400多年。

而李白是唐中期詩人，當時揚州治所，已經從南京遷往了江都。唐代的南京稱號衆多，有“白下”、“上元”、“江寧”、“升州”等。因此，“煙花三月下揚州”中的“揚州”肯定不是指現在的揚州城區，應該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江南地區，其中也就包括南京。

　唐朝後期，南京城有5個城門

唐朝時，南京是個啥樣?很多人對此一無所知。《金陵古今圖考》中的地圖來了個大揭祕。

記者昨天在《金陵古今圖考》一書的地圖中看到，當時唐朝後期的南京城，城周長25裏，有5個城門，北面長江旁邊有兩個門，西邊的叫龍西門，門下有橋叫水下橋，東邊的是西門，再往西是清涼寺，在城內。南邊爲東門，門下有橋叫水上橋，門旁邊有九曲坊，在城內，城外爲白下亭，亭下有橋名白下橋。西邊爲南門，門下有長千橋，門外通聚寶山。東邊還有一門，叫北門，門下有元武橋，出門可到雞籠山和元武湖(當即今天的玄武湖)和覆舟山，北門裏面是縣衙門和證聖寺，北門往南走有小虹橋和百尺樓，再往南爲鐘山坊、石城坊、飛虹橋等，過了秦淮河支流，是府衙門，往南就是繁華的商業區了，諸司衙門、能仁寺、魚市、蠶帛市、花行等。

南朝時，蔣王廟一帶有“親蠶宮”

南京雲錦流傳千年，但根據宋朝學士山謙之的《丹陽記》記述，江東的吳王廷雖有御用織室設置，但並不能產錦。絲織生產主要是綾絹;社會生活服用水平和習慣，主要是麻布織物等。後來，南朝宋的開國皇帝劉裕滅後秦後，從北方徙移來不少技藝精湛的錦工。再加上桑蠶生產技術傳到江南，這就給南朝歷代王廷御用織室的建立，發展王室服用需要的錦綺生產，創造了條件。

記者在《金陵古今圖考》第12頁看到，“南朝都建康圖”上就標有“親蠶宮”，按圖上標誌的方位，位置約在今玄武湖東北岸南京林業大學或蔣王廟附近一帶地方。可以看出，南朝統治者在發展蠶桑絲織時，遵循漢代傳下來的古禮，每年進行皇后“親蠶”的儀式，由皇后躬親蠶事，就在此地。

明代臺城才“挪”到玄武湖畔

“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唐代韋莊的這句詩，使臺城成爲世人眼中的一種文化符號，甚至作爲城市的一種“傷感”印記而被銘記。這裏說的臺城，是指六朝時期的建康宮，一個由多重城垣構成的龐大建築羣區，包括百官議政的尚書朝堂區、皇帝朝宴的太極殿區以及後宮內殿區、宮後園囿區等。陳沂在《金陵古今圖考·歷代互見圖考》寫道：“直出北口西華門西大街，當是大司馬門處。國學成賢街南口，當是宮後平昌門處。珍珠河正在宮內也。”

然而，侯景之亂中繁華的建康城遭到毀滅性破壞，臺城也沒能倖免，“臺內宮室，並皆焚燼”。梁武帝蕭衍餓死臺城的故事，更使臺城成爲一個容易讓後人深思、感嘆的地方。

不過後代卻有了偏差，經過南朝皇帝們精心打造的“臺城”這個憂傷符號，到明清以後逐漸被“物化”轉移到雞鳴寺後面城牆上。清代南京人徐上添《金陵四十八景》圖中，“北湖煙柳”所畫的就是“玄武湖畔臺城上的垂柳和煙景”，這也讓更多人認定，雞鳴寺後面的這段城牆就是“臺城遺址”。中國研究明城牆第一人楊國慶介紹，雞鳴寺後這段城牆自底部至頂部淨高22米，牆體上部爲城磚，均爲明洪武年間燒製。

兩者毫無瓜葛，但漸漸的，南京人逐漸把臺城這個稱號給了玄武湖邊的這段城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