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最激烈的一場漢匈大戰：漢武帝討伐匈奴

遊牧民族匈奴勢力早在戰國時期就成爲中原政權的威脅，戰國末期更是成爲燕趙等國的心腹之患，到了戰國末期，趙國大將李牧爲了打擊匈奴，營造穩定的邊境環境，曾對匈奴展開大戰，但是史書關於此戰的記載不甚明白，只能尋蹤覓跡，通過有限的線索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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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術上說匈奴騎兵若與裝備大量強弩的中原軍隊正面交鋒，將佔不到任何便宜。因此匈奴人一直都是揚長避短，發揮機動優勢，“利則進，不利則退”，不斷髮動襲擊戰，而避免大規模會戰，所以秦軍進攻匈奴時只能是“逐”而不能“破”，漢人也說“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書·韓安國傳》)。直到漢軍組建了具有同等機動力的大騎兵集團，採用快速進攻、遠程奔襲、連續作戰、高速追擊等戰法，才逮住飄忽不定的匈奴騎兵。

趙軍的戰術體系和秦軍一樣，也是以步兵爲主力，戰車兵爲“羽翼”，騎兵爲“伺候”，機動性遠低於匈奴騎兵，無法迫使其接受會戰，要想殲滅匈奴軍隊只能另想辦法。我們可以看出，趙匈此戰與一個多世紀之後的馬邑之伏非常相似。 

《史記·李牧列傳》記載“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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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匈奴傳》記載“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 ，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激，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李牧“大縱畜牧，人民滿野”的行動同漢軍以馬邑財物誘單于完全相同，“匈奴小入”時又“詳北不勝”，誘使匈奴主力前來，也同漢軍誘敵深入相似。但李牧的高明之處是令“人民滿野”“以數千人委之”，結果匈奴人深信不疑，馬邑失敗的關鍵就在於“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使單于產生了疑心。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李牧破匈奴用的是伏擊的辦法，馬邑之伏很可能正是借鑑了李牧的經驗，甚至不排除趙匈此戰的戰場就在馬邑附近的可能。

關於此戰的兵數，《李牧列傳》說趙軍爲步兵15萬、騎兵1.3萬、戰車1300輛，匈奴有騎兵10餘萬，這個數字絕難令人相信。即便按照遊辨之士的說法趙國也只有“車千乘，騎萬匹”，而且是整個國家的車騎數，代、雁門當然不可能有1.3萬騎兵和1300輛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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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材料來源可能有兩種，第一是採自現已失傳的縱橫家著作(《太平御覽》卷294引《戰國策》文與《李牧列傳》基本相同)。第二種可能是司馬遷直接訪自他的朋友、馮唐之子馮遂(馮唐祖父曾在李牧屬下任職)，此種可能性極大。不論如何，《李牧列傳》依據的必定不是正式記載，這一點從此事既未見於《趙世家》，也未見於《六國年表》就可以看出。

司馬遷所得材料的另一部分保留在《馮唐列傳》中，聯繫馮唐“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之語，這段話無疑是做了很大的誇張。戰國時東胡強、月氏盛，匈奴尚未大興，也不可能出動十餘萬騎。所以《李牧列傳》的說法並不可信。此戰的真實兵數，可以參考西漢時匈奴大入代、雁門的兵力，估計匈奴軍大略有三四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