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綽改革到底是什麼樣的 爲何宇文泰會爲他的死放聲痛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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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綽改革是什麼樣的,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公元565年正月,西魏政府在中央政府組織形式方面採用了一種新穎但卻復古的制度—六官制,這一年是西魏王朝的最後一年。這年十月把持西魏大權的宇文泰病逝,第二年正月,他的兒子宇文覺取代魏帝,建立北周。但是,新政權把六官制完全繼承下來,一直行用了二十四年之久直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這個復古的官制才宣告退出歷史舞臺說六官制復古,是因爲它完全套用了《周禮》中的官職名稱與政府組織形式。
《周禮·六官》是一部記載西周政治制度的專著,它因將中央政府分爲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機構而得名,它的內容很受些儒家思想濃厚的君臣喜愛。西漢末年,權臣王莽篡位以後,也曾借鑑過這一制度。但是,這種復古的做法,卻給他的政權帶來了很大傷害,他最終與這一復古制度同歸於盡。五百多年以後,又一位權臣,置時空差距於不顧,再次把這一套老掉牙的制度搬上政治舞臺,這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其實,宇文泰只是指出了以六官組建政府的方向,真正主持其事,制定具體制度的,是他最爲信賴的蘇綽。但是,蘇綽明白,一千多年前的政府組織形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套用,能夠套用的,只能是形式即官名,除此而外的所有內容,必須與西魏的現實狀況結合起來。所以,六官制的制定,遠非照葫蘆畫瓢那麼簡單,要做到舊瓶裝新酒,蘇綽還必須付出很大的心血。
遺憾的是,由於積勞成疾,蘇綽沒有完成宇文泰的重託,就於公元546有年去世了。好在六官制的主體框架已經搭建完畢,繼承者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工作,就可以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其後,一位名叫盧辯的官員接替了這項工作。十年以後,凝聚着蘇綽心血和希望的六官制終於間世並得到了推行,可惜蘇綽已經無法見到了。宇文泰與蘇綽不惜揹着復古的名義制定六官制,肯定有與東魏、蕭樑爭奪華夏正統的意思。當時三國對峙,無不以正統自居。東魏所在的關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漢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的蕭樑是漢族人建立的政權他們在爭奪正統時,似乎都有理直氣壯的理由。
而西魏所在的關中地區少數民族縱橫馳騁,漢文化的色彩大大減弱,如果認爲西魏代表了華夏正統政權,恐怕宇文泰本人也覺得有點理虧氣短。但是,現狀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說起華夏正統,沒有哪個王朝比得上一千多年前的周朝,漢族人頂禮膜拜的文、武、周、孔這些大聖人,不都是生活在周朝嗎?所以,周朝纔是華夏的祖先。當西魏採用周朝的六官,來組織中央政府時,也就與華夏正統間接扯上了關係,儘管這種關係是那麼疏遠,但卻已足夠令心虛的字文泰直起腰桿,與其他兩個以正統自居的偏霸一爭短長了。
當然,如此耗費心血的六官制度,如果僅僅替西魏爭正統,未免有點資源浪費,它還肩負着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即打破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清官"、"濁官"概念,消滅官員爭奪清官的惡劣傾向,當然,最終矛頭是指向當時的士家大族。
說起士家大族,它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如果不考慮萌芽期,只就它的形成而論,應該是在曹魏和西晉時期,距離西魏大概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客觀地說,士族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當時,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出身於名門望族,比如大文學家謝靈運,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大畫家顧愷之等人,是最顯著的例子,他們的存在,似乎證明世家子弟並不都是碌碌無爲之輩。
但是,對政治的影響,士族高門更多體現了負面作用。在東晉以前,士家大族還有一定的活力,其中不乏能征慣戰的將帥,也不乏處理政務的能手。他們的拼搏,爲後代掙來了一份過於優越的生活環境,這種環境即令現在的高幹子弟也自愧弗如。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士族子弟只要有步入仕途的願望,就絕不會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哪怕是一名白癡。至於能否征戰殺伐,能否安邦治國,或者能否處理基本的政務,他們都不必考慮,因爲這些根本不會對他們的仕途造成絲毫影響。
人是一種既貪婪又懶惰的動物,如果條件允許,沒有幾個人願意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同樣,如果條件允許,大多數人也絕不會拒絕唾手可得的利益,士族子弟現在恰好具備了這種條件。俸祿本來是對工作的報酬,但是,在士族子弟那裏,俸祿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含義,因爲他們擔任的,多是一些薪酬很高的閒職。這些官職大多數與文化有關,如祕書郎、著作郎、黃門侍郎之類。
至於那些職繁任重、俸祿微薄的官職,士族子弟很不願意擔任,比如類似現在監察部長的御史中丞,以及相當各部司長的尚書郎,在今人看來都是肥缺,但那時的士族子弟卻不屑爲之,他們擔任這樣的官職,就等於掉了身價,因爲這些官職事務過於繁雜、沉重。至於有可能戰死沙場的武職,他們自然更不會擔任。久而久之,南朝政府的官職在人們眼中,習慣性地分爲兩類:一類是清官,職閒廩重,大多被士族壟斷;另一類是濁官,職繁康輕,全部由庶族擔任。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清、濁官的形成,使越來越多的人對清官趨之若鶩,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相當不合理的現象,領取高薪的官員並不處理政務,效命沙場;而俸祿微薄的官員卻要終日埋首於政務之中,或血染沙場。這種與按勞分配相反的分配製度,大大挫傷了庶族官員的積極性,而且在政界造成輕視政務的惡劣風氣。長此以往,勢必影響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甚至使國家趨於滅亡。南朝各代積弱不振,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由鮮卑族建立的北朝,本來崇尚武功和軍事,所以,不存在重文輕武的習氣,自然也沒有清濁官的概念,而且北朝的皇權一般都相當強大,像南朝那種職閒廖重的官員,在北朝基本沒有生存空間。但是,孝文帝漢化改革以後,南方漢族政權的習氣,漸漸侵染到北魏帝國,那裏也出現了重文輕武的傾向,清濁官的概念也開始萌芽。在一批軍將的擁立下,西魏政權建立了,這也是一個崇尚軍功的政權。但是,此時南方的蕭樑,清濁觀念積習已深。爲了免受侵擾,宇文泰和蘇綽兩人肯定在一直苦思冥想。
最後他們靈光突現,有了用周朝六官制來改造現有政府的想法。南朝的清、濁和文、武,從官職名稱上就可以判然兩分,像上面提到的祕書郎等官,一望而知是純粹的文化官員,如果擔任這樣的職務,自然受人尊敬,反之就會身價大減。但是,六官制的出現,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大難題,因爲在六官制下,從官名上很難分辨清濁與文武。比如同屬正七命的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似乎很難看出這些官員在性質上有多大不同。而低級別的官吏如同屬正一命的司會旅、宗正、黨正旅等,如果不去深究其職責,也無法看出他們究竟有什麼不同。所以,六官制的制定和推行,輕易泯滅了清濁、文武的概念,至少從官名上,士族無法顯示高貴的身份了。
既然沒有清、濁的對應,也就沒有了職閒廩重和職繁祿微,所有官員都是專制政權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是否受到尊敬,與是否受重視有關。蘇綽制定六官制,復古的外衣下,孕育着頗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南朝官僚制度中的腐敗因子通往西魏、北周的道路,就這樣被截斷了。西魏及其以後的北周,在免除了這次嚴重的傳染以後,愈益健壯,爲最後隋唐官僚帝國的出現準備了很好的基礎。
在選拔國家官員方面,蘇綽向傳統的選拔方式進行了挑戰,他在六條詔書的第四條"擢賢良"中,提出了選官"當不限門蔭,唯在得人"的原則,這對士族子弟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不限門蔭,唯在得人",是指選拔官員,不看出身和家世,只看被選拔之人是否是合適的人才。在今天看來這種選舉原則理所當然,沒有絲毫令人稱奇之處。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聲音就顯得非常異樣,可以稱得上振聾發聵了。
家世只不過是祖先業績的反映,本來與子孫後代是否賢能,扯不上關係。但是,士族形成以後,國家選拔官員時,便引進了家世一項。不過,家世並不是唯一的標準,除此而外,道德、才能也在考慮之中。士族勢力壯大以後,道德、才能在選官中佔有的比重越來越小。從此以後,家世高貴的,代出顯宦;而門第低微者,沉於下僚。西晉人說的"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是指斥這種社會現象。到了南朝,家世完全取代了德才,成爲唯一的選官標準。
在確定某人擔任何種職務前,選舉部門要做的工作,只是覈查一下此人的家譜,根據他的祖先任職情況來確定此人的官位和官職。選官依靠家譜,這在當時人稱爲依仗"冢中枯骨",因爲士族的祖先早已成爲枯骨了。這就意味着,這種選官方式不但得不到國家需要的人才,而且被選出的官員,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對國君也沒有一點感恩之心。自己得到的榮譽、待遇、官位、爵位,在士族看來,全屬理所當然,既然如此,他們無須向任何人感恩,當然也無須向國家盡職盡責。如果說感恩,他們會感激祖先的恩賜。
顯而易見,只重門資,不重德才的選官方式,對國家,對政府,對皇帝有百害而無一利。當西魏政權致力於恢復和發展西晉以來衰落的官僚政治時,絕不允許這種危害甚深的選官方式存在。於是,在蘇綽的建議下,廢除門蔭製成爲《六條詔書》的重要內容之一。蘇綽認爲,門資只是先世爵位和俸祿的反映,與子孫後代的賢明愚蠢沒有任何關係。如果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即使出身卑賤,也可以做公卿將相,像伊尹、傅說就是例子;如果選非其人,像丹朱、商均這樣的帝王後代尚且無力守護百里封地,更何況公卿的後代呢!
爲了選出真正的人才,蘇綽規定,以後選拔標準不再限定在家世上,而應以道德和才能爲標準。蘇綽的這項改革,與六官制互爲表裏,選官重視才能,意味着各項官職都與才能密切相關,沒有才能的士族子弟無法再佔據清顯的官位,原來由士族把持的職閒廩重的"清官"也因此消失了。以後,北周和隋朝繼承了蘇綽的改革成果,選拔官吏不分清濁、不重門資,中華帝國逐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蘇綽還爲西魏制定了基本的賦稅制度田租戶調式,只是史書失載,難知其詳。不過,有一點相當清楚,蘇綽對自己制定的賦稅制度並不是十分滿意,他認爲稅額定的過高,在當時只是彌補國家財政不足的權宜之計。所以,他感嘆道:現在所做的,猶如一張張開的弓,並不是太平盛世的制度。不知道以後哪位當政者能將這張弓鬆弛下來。兒子蘇威聽到蘇綽的感嘆,默默記在心中。四十年以後,蘇威在隋朝擔任了幾十年前與父親相同的角色——民部尚書在他的建議下,隋朝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蘇綽的願望最終得到實現。
蘇綽在文風方面的重大改革,容易被人忽略。從西晉以來,天下文章以辭藻繁富相誇,宇文泰對這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想加以改革。他到太廟祭祖,當着朝廷百官命令蘇綽撰寫了一篇《大誥》,宣讀給大臣們聽,勸誡他們勤於政事,不要像蕭樑羣臣一樣,做一些無益於時、無補於世的事情。並下命令,從此以後,西魏的文章都要按《大誥》形式損寫。
蘇綽生性忠厚儉樸,從不經營產業,家中沒有任何多餘的資財,經常對別人說,天下尚未統一,人人當以天下爲己任。他在任內,推薦賢才不遺餘力。宇文泰對他也推心置腹,信任無間。宇文泰有時出巡,爲了不耽擱政事的處理,常在沒有文字的空紙上籤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交給蘇綽,讓他隨機應變地處理政務。宇文泰回來後,蘇綽向他報告一下就可以了。蘇綽常說,治國之道,在於愛民如父,教民如師。與公卿大臣議論國家大事,經常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事無大小,他都瞭如指掌。最終,蘇綽積勞成疾,於46年去世,時年四十九歲。
宇文泰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對大臣們說:"蘇尚書一生廉潔謙讓。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辦理後事,又怕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對他厚加追贈,又違背了我們以往的相知之心,不知怎麼辦纔好。"在有關大臣的建議下,宇文泰從簡辦理了蘇綽的喪事。用一輛白色喪車載着蘇綽的遺體,送回老家安葬。宇文泰和大臣們步行送靈車走出同州城外。
宇文泰在靈車後面把酒灑向大地,他悲痛地說:"尚書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兒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這世上只有你最瞭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最瞭解你的志向,我正要與你一同平定天下,你怎麼這麼快就離我而去,你太不負責任了啊!"說着說着宇文泰放聲痛哭,不知不覺中,酒杯從手中滑落到地上。
蘇綽英年早逝,但他制定的改革措施,在西魏、北周廣泛推行,西魏北周國力迅速發展。蘇綽爲北方少數民族的融合、經濟發展以及北方的統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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