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戰役往事：保盧斯藏身處污穢齊腰高

70年前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是一場意志的較量。恐懼、自尊與仇恨交織而成的力量，讓蘇聯人在最血腥的對決中堅持到了最後。

近日，一本名爲《斯大林格勒協議》的新書在德國發布。以參戰軍人的記憶爲載體，這部專著載着讀者穿越時空，重返伏爾加河河畔那座血火交織的城市……

1943年1月31日拂曉時分，蘇聯士兵在德軍第六軍團高級指揮官的藏身之處——Univermag百貨公司的地下室裏，將軍團司令弗里德里希·保盧斯等一批德軍將領俘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血腥的篇章——斯大林格勒戰役終於落下帷幕。

長久以來，對於這場改變了歐洲戰場形勢的“轉折之役”，坊間存在許多傳言，譬如：蘇聯紅軍之所以奮不顧身地英勇殺敵，以弱勝強，主要是因爲斯大林在隊伍中安插了許多“督戰官”——祕密警察，如果發現誰畏戰，就會將其“就地正法”。

這是否是被刻意隱瞞的真相?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近70年後，德國學者約亨·赫爾貝克懷着對那段歷史的好奇，對蘇聯人自己記錄的祕密檔案進行了詳盡的解讀。

　　親歷者記述曾被打入冷宮

斯大林格勒戰役於1942年7月17日打響，1943年2月2日結束，給蘇德雙方均造成慘重損失。對納粹德國而言，這場戰役的失敗，不僅終結了其“南方集羣”自1941年以來保持的攻勢局面，而且直接使其在與蘇聯的軍力對比中落於下風。

對聽慣了捷報的德國民衆來說，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失敗也是一個重大的心理轉折點。“……消息傳來後，德國人民都感到無比震驚。”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43年2月4日這樣承認。英國已故左派歷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則如此總結彼時的形勢：“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後，每個人都意識到，德國戰敗只是時間問題。”

那麼，作爲勝利者的蘇聯紅軍，對這場命運之戰又有怎樣的感受?實際上，二戰還在進行過程中，便有蘇聯學者着手把它們變成文字。這便是伊薩克·伊茲賴列維奇·明特斯和他領導的“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所從事的工作。這個1941年經官方許可成立的組織，目的是讓所有曾經在戰場上浴血拼殺的蘇聯軍人——從士兵到將軍，從飛行員到坦克手——都能毫無掩飾地表達自己對戰爭的想法、認識，特別是切身體驗。

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不久，“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的特派員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採訪了20多名見證保盧斯被俘的蘇軍士兵。後來，該委員會又與駐紮在斯大林格勒的215名軍人進行談話，受訪者並不掩飾對戰爭的反感，甚至批評上級的決策。

由於某些說法太過直言不諱，與莫斯科方面的“宣傳基調”多有不合，蘇共中央經反覆研究，只允許公開其中一小部分。1945年後，官方不再有興趣強調普通軍人的英雄故事，轉而宣傳“偉大領袖斯大林在這場英雄史詩般的戰役中的光輝形象”。這樣一來，“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整理的大約5000份檔案，便深埋於蘇聯科學院的資料庫內無人問津。

直到2001年，當時在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任教的赫爾貝克偶然聽說了這些珍貴的史料，此後10年間，他多次奔赴莫斯科，希望讓蘇聯軍人的真實心聲重見天日。

　　政治鼓動比督戰官更管用

赫爾貝克努力的成果，便是《斯大林格勒協議》一書。其中包含了參戰蘇聯軍人的照片，他們的受訪記錄及相關背景。這些第一手資料，當然不會改變史學界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評價，但確實修正了某些流傳甚廣的觀點，首當其衝的便是前線“督戰官”的傳說。

毫無疑問，在戰役進行到生死關頭，雙方都殺紅了眼時，的確有蘇聯軍人被同僚處決。時任蘇軍城防部隊最高統帥瓦西里·崔可夫中將，便向“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承認，他親自解決了幾個“懦夫”——“9月14日，我開槍打死了一支部隊裏的指揮官和人民委員，之後又斃了另外兩個旅的指揮官和人民委員。其他人見狀，全都嚇傻了……”

不過，按照赫爾貝克的說法，“陣前處決”的範圍被高估了，這與納粹德國進行的反蘇宣傳有關。僅就目前的資料而言，確定因“怯戰”而被處決的蘇聯軍人約爲300名。

《斯大林格勒協議》揭示的情況是，蘇軍士兵甘於犧牲，“比德國人更可怕”的督戰措施僅僅是次要原因，無處不在的政治工作對確保部隊士氣發揮了關鍵作用。配置到每個連隊的政治委員，夜以繼日地向士兵們喊話，要求共產黨員身先士卒。

於是，儘管傷亡慘重，1942年8至10月間，蘇軍前線部隊中正式黨員的數量，還是由2.85萬人猛增至5.35萬人。政委們還利用戰鬥間隙，到處分發描繪“當日英雄”事蹟的傳單，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時，他們還會把獲獎者的肖像寄給他們身處後方的親朋好友。

“必須承認，就整體而言，當時的蘇聯紅軍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隊伍。”赫爾貝克寫道。

除了在戰鬥時士兵鼓勁，蘇軍政工人員的另一項常用技巧是一對一談話。“到了晚上，戰士們更願意敞開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機會走進他們的靈魂深處。”蘇軍第64集團軍步兵第38師政治委員伊澤爾·雅岑伯格回憶說。他總是帶着“鼓動皮箱”在戰壕間穿梭，箱子裏除了宣傳用的小冊子和書籍，還有跳棋、多米諾骨牌等娛樂用品，目的是“讓戰士們不再受到恐懼驅動，而是要讓他們懂得，要憑藉自己的政治覺悟戰勝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動，成功地讓蘇軍士兵相信，比起德國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堅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爲更崇高的目的奉獻的人，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因此，當被俘的德軍士兵紛紛聲稱對政治不感興趣時，蘇聯人反而認爲那是軟弱的表現。

　　“仇恨讓我變成了野蠻人”

政治宣傳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爾貝克在研究中發現，越是普通的蘇聯士兵，對“愛國主義”、“崇高理想”等主題相關的言辭提得越少。驅動着他們在戰場上生存下去、拼死抗擊一度佔優勢的德軍第六軍團的，更多的是一種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軍在蘇聯土地上燒殺擄掠，點燃了幾乎所有受訪者的怒火。“看到年輕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園的樹上，這一幕給我們的衝擊太大了。”上校皮奧特·扎耶切夫斯基說。他對一個德軍棄守的據點印象深刻——一具戰友的屍體橫陳在面前，右手的皮膚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雙眼被戳瞎，左太陽穴上有個烙鐵造成的傷口，右臉則被易燃液體燒得變了形……

即便是意識形態上的死對頭，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很多蘇聯人視德國爲文化之國，對後者獨特新穎的工程技術也相當欽佩。正因如此，接受“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調查的蘇軍士兵表示，在戰場上與德國人遭遇時，對方表現出的殘暴讓他們深受震動。

一名審問過戰俘的軍官在記錄中強調，德軍士兵不斷攻擊平民，並且“盜竊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時，他們竟會毫無愧疚地跟我們談起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爲蘇軍的宣傳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結果，“每個蘇聯士兵都極度渴望儘可能多地殺掉德國兵”。狙擊手阿納託利·契科夫向“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描述了他開槍殺死第一個敵人後的心理變化，“最初的感覺糟透了，我竟然殺了一個人……但緊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難的同胞，開始無情地向德軍開火。我變成了一個野蠻人，我殺他們!我恨他們!”接受訪問時，契科夫已射殺了大約40名德國士兵，多數是一槍爆頭。

復仇狂熱遮蔽了對死亡的恐懼，但這種遮蔽總歸是暫時的。電影《兵臨城下》主角的原型、“蘇聯英雄”瓦西里·扎伊採夫累計消滅了242個敵人。他在戰役結束後的一番話，卻流露出不安和動搖：“你會永遠記住，記憶具有強大的衝擊力。現在我的神經不穩定，還會不停地晃動。”他的一名戰友則補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個月，等於在其他地方待5年。”

　　德國人的聲音無緣被記錄

“愛國戰爭歷史委員會”的工作，讓蘇聯軍人的喜怒哀樂得以流傳後世。相比之下，作爲戰敗方的德軍官兵就沒那麼幸運，多數人連傾訴的機會都沒獲得，就投入了死神的懷抱，或者是西伯利亞的勞改營。

在70年前的那個嚴冬，本來處於進攻位置的德軍遭到蘇軍反包圍，只能由空中獲得微薄的補給。德軍士兵忍飢挨餓，也沒有足夠的衣服抵禦寒冷。儘管第六軍團司令保盧斯一直勉勵部下，“哪怕再多堅持一天就有希望”，他們試圖突圍的“冬季風暴”行動還是以失敗告終。

1943年1月的最後一天，彈盡糧絕的保盧斯及同僚成爲蘇軍的階下囚。第一個在百貨公司地下室裏發現保盧斯的是利奧尼德·維諾庫爾：“我進去時，他就躺在牀上……”這位蘇軍中校看到，“他的鬍子大概足有兩個星期沒刮，看上去勇氣盡失。”

這位德軍最高指揮官的藏身處就像個公共廁所。“污物、排泄物，還有一堆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堆得齊腰高，污穢得難以想象……”在“愛國戰爭委員會”的記錄中，另一名蘇聯軍官阿納託利·索爾達托夫如是說。

雙方對視了十幾秒，形容枯槁的德國人拋下了武器。其實，他們要自殺很容易，但保盧斯和其他高級軍官沒有這樣做。就在此前幾天，希特勒還授予保盧斯元帥軍銜，這當然不是因其在戰場上的“卓越表現”，而是在暗示重圍中的後者“殺身成仁”。

希特勒失算了。走下戰場時，這些俘虜收穫了蘇聯軍人鄙夷的目光。在率部爲斯大林格勒戰役劃上句號的伊萬·布爾馬科夫少將看來，“他們沒有死的勇氣，盡是些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