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集中營裏竟有中國人？實地探訪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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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博物館發現了兩個疑似中國人的囚犯：一人名爲KOT LUAN KUN，囚犯編號181292，奧斯維辛解放時倖存;另一人名爲LISAN-LU DANIL，囚犯編號不詳，死於奧斯維辛。歡迎來到奧斯維辛，請準備好開始面對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

這裏的冬天異常寒冷，雪連續不斷下上兩天，便可以把一切都掩蓋在一片純白之中。有的時候，樹上掛起一些冰凌，風吹過，偶爾會發出悅耳的叮叮聲，好像風鈴一般。當地人把它稱作上天爲亡魂奏響的輓歌，以紀念70多年前在此冤死的110萬猶太人、羅姆人、殘疾人和蘇聯戰俘……

歡迎來到奧斯維辛，請準備好開始面對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

挑戰生理承受極限的旅程

從波蘭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驅車一個半小時，便可以來到一個叫做奧斯維辛的小鎮。古老的建築在這裏被保留下來，形成了面積不大的老城區，像許多東歐國家的小城鎮一樣安靜而美麗。

儘管在小鎮的許多公交車站廣告牌上都能看到對老城的旅遊宣傳，然而來到奧斯維辛的遊客，90%以上都不是來欣賞這裏的祥和與美麗的。在索拉河的那一邊，奧斯維辛集中營並不怎麼起眼地存在着。那扇著名的鑲着“勞動帶來自由”字樣的大門藏在一堆建築裏，很容易就會錯過。

從外面看，集中營固然氣氛壓抑，卻看不出裏面的血腥和暴力。電網替代了高牆，崗樓高聳如一棟棟中世紀城堡的箭樓。營區之外便是納粹的辦公室，與營區裏的紅磚監舍幾乎混在了一起。

奧斯維辛集中營主門

作爲整個集中營最先建立起來的營區，奧斯維辛主要用於關押和謀害波蘭知識分子、蘇軍戰俘、德國的同性戀者及罪犯。由於他們都可以當勞力，爲德軍服務的企業也都設在此處。儘管營區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大部分死者不是被直接送進毒氣室毒死的，而是死於長時間的高強度勞動，以及飢餓和疾病。

這裏是整個奧斯維辛地區集中營最主要的管理行政中心。那些毫無人性可言的命令被從這裏一道道發出，再從這裏開始被精準地執行。

1947年，波蘭國會立法，把集中營舊址改爲紀念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的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從那時起，一道道毫無人性的命令所造成的後果，被集中到這裏展示。標着號碼的監舍被改成了一間間主題獨立的展館。於是，參觀也就變成了一次又一次挑戰參觀者心理承受極限的過程。從一棟監舍裏心情沉重地走出來，步入下一棟監舍，不知道又會面對什麼令人心驚膽戰的東西。

面對堆成山的皮箱、鞋子、頭髮、毒氣罐……心裏不時會冒出“不會吧”“不是真的吧”這樣的感慨。這並不是想要否認史實，只是爲了讓自己稍微好受一點，才能支撐着走完整個旅程。常常能看到某個導覽團的成員走出一棟監舍，站在雪中凝望遠方，目光呆滯，直到被團裏其他人召喚，才又再度出發。

　有的囚犯疑似中國人

從1947年被改建成博物館和紀念館以來，奧斯維辛沒有新建過任何一棟建築。如今管理人員辦公室、旅客接待處都沿用了戰時納粹所使用的建築。

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大屠殺國際教育中心負責人安德列捷卡科爾奇克(AndrzejKacorzyk)的辦公室，就在行政樓一樓左手到底的那個房間。

房間小得出乎意料，透過窗戶就能看到鐵絲網和營區。行政樓的大門正對着整個博物館唯一一座完整保存的毒氣室——波蘭政府照原樣修復了這間被納粹炸燬的毒氣室。“這裏以前就是納粹的行政樓。當然，裏面全都整修過，和以前不一樣了。”卡科爾奇克說。

從1997年到現在，卡科爾奇克已經在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工作了17年，從導覽員一直做到副館長。“我還記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情形。當時我要給一個波蘭的學生團做講解，我非常緊張，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卡科爾奇克是奧斯維辛當地人，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集中營，他的祖輩也不可避免地和當時的集中營看守有過接觸。因此，卡科爾奇克與集中營有着比別人更爲複雜的聯繫，而直到他開始在這裏工作，隱藏在這種複雜聯繫背後的東西才變得越來越清晰。

“在這裏工作並不輕鬆，歷史太沉重了，但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找到了工作的意義，”卡科爾奇克說，“我見到的倖存者們無不給我莫大的鼓勵，在他們身上總是能感受到對生命和自由的渴求，以及爲追求這些東西需要付出的莫大勇氣。我的許多同事下班後還自學外語，希望能更好地告訴別人這裏發生的事情。”

給卡科爾奇克帶來觸動的，不僅是那些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後代，甚至還包括看守的後代。“做出來這裏參觀的決定，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參觀的過程就更加艱難。我和他們有過接觸，許多看守的後代參觀完之後說：‘原來這是真的，我的父輩真的做了這些毫無人性的事情。’你知道那種心理震撼是多麼巨大。”

在當了一年博物館導覽之後，卡科爾奇克受聘進入辦公室，開始參與博物館的教育計劃，這給了他大量與參觀者交流、接觸的機會。2001年，博物館加入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2005年，波蘭加入歐盟，博物館的參觀人數連年增加。去年，奧斯維辛的參觀人數達到了150萬的歷史新高。參觀者主要來自英國、美國、意大利、德國、以色列、西班牙、法國和捷克。

“這裏成了許多國際教育項目的合作方，因此我們的參觀者中有70%是青年。我們會和他們討論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這種討論非常開放。”卡科爾奇克說，許多年輕人蔘觀後，會產生關於人生的哲學思考：“他們會開始想自己人生的意義，自己的人生對別人究竟意味着什麼。”

儘管時間已經過去70多年，博物館的資料蒐集和研究工作還在進行。“我們會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檔案館合作，比如俄羅斯，因爲奧斯維辛是被蘇聯紅軍解放的，俄羅斯收藏了大量的史料。我們會以此對一些遇害者和倖存者的檔案進行細節上的修改。”卡科爾奇克說。

在研究這些材料時，他們也發現了兩個疑似中國人的囚犯：一個囚犯名爲KOT LUAN

KUN，1916年10月9日生於Tejlen-Telmen，1944年4月9日被從波蘭盧布林馬伊達內克集中營轉移到奧斯維辛，囚犯編號181292，奧斯維辛解放時倖存;另一個囚犯名爲LISAN-LU DANIL，1896年5月10日生於Tschufru，被從白俄羅斯維捷布斯克轉運到奧斯維辛，囚犯編號不詳，1943年12月26日死於奧斯維辛。

“檔案上的記錄只有這些，沒有照片，沒有更詳細的資料。我個人猜測，他們當時應該是參加了蘇聯紅軍，被俘後才被送到這裏來的。”卡科爾奇克說。

　博物館名沿用德語“Auschwitz”

儘管卡科爾奇克很小就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但去參觀，還是上中學以後的事。“你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去和一個孩子解釋這裏發生的事情。”卡科爾奇克說。

博物館的參觀須知上，寫着“不建議14歲以下的兒童參觀”。在奧斯維辛周邊地區，絕大部分居民都是上中學之後纔去參觀集中營的。“我讀書時去參觀過，就那麼一次，以後再也沒進去過。那地方太可怕了!我想我以後可能會帶着孩子再去吧。”在克拉科夫長大的小夥子波夏米克說——儘管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受遊客包車前往奧斯維辛。

“我們並沒和學校有固定的參觀合作項目，但這就像是一種傳統，周圍的學校一定會組織夠年齡的學生來參觀。”卡科爾奇克說。

來奧斯維辛參觀的人大多住在克拉科夫，來回加參觀需要一整天。曾經有人提議在奧斯維辛周圍就近建造酒店和商業設施，遭到強烈的反對。反對者說，這是一個傷心之地，不是迪士尼樂園。

交通上的這點不便並沒有影響到參觀者人數。卡科爾奇克說，博物館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給這麼多人創造瞭解奧斯維辛歷史的機會，以及如何保障建築物和參觀者的安全。博物館的日接待能力上限是8000人，參觀雖然免費，但參觀者被要求通過網絡登記或者參加導覽團，以控制人數。

如果自己坐巴士或者火車前往奧斯維辛，一定會在一個地名上產生一些困擾。奧斯維辛小鎮及小鎮上的車站，用的是波蘭文“Ocim”，博物館卻沿用了德語“Auschwitz“。波蘭政府對於任何人使用“波蘭的集中營”這樣的說法都非常敏感，博物館沿用德語“Auschwitz”就是爲了讓人們記住，當時的波蘭是被佔領土，儘管當時用於屠殺猶太人的幾個主要的集中營都在波蘭境內，卻和波蘭人沒有絲毫關係，而僅僅是“納粹德國建於波蘭境內的集中營”。

作爲一個紀念死難者和記錄戰爭罪行的機構，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每年用於研究和維護的預算高達上千萬歐元。這些費用除了來自波蘭政府和歐盟的撥款之外，主要由各國政府和機構捐獻。2009年，專門用於集中營舊址保護、發掘的奧斯維辛-比克瑙基金成立，籌款目標爲1.2億歐元，僅德國一國就捐贈了6000萬歐元。

奧斯維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內部

研究的成果則完全是公開的。博物館有自己的數據庫，可以檢索受害者資料。博物館和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德國國際失蹤人口追蹤組織合作，分享數據，提供相關服務。

　“辛德勒的猶太人”重返故地

離開奧斯維辛營區，往西驅車約10分鐘，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瞭望塔。這裏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比克瑙營區。

如果說奧斯維辛營區給人造成的不適感是一點點疊加的，那麼比克瑙就是最後一記致命的重拳——它的全稱是“比克瑙滅絕營”。1942年1月20日，納粹萬湖會議通過“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這裏成爲最主要的殺戮現場。300座木屋在波蘭遼闊的平原上整齊鋪開，焚屍爐聯排而立，那些煙囪曾經一刻不停地冒着煙。據統計，當時每天被屠殺和焚燒的人超過8000。

走在比克瑙的營區裏，整個人是麻木的，這不僅僅是因爲波蘭冬季的寒冷——比克瑙太大了，佔地175公頃，比175個足球場還大。什麼都是最簡陋的，殺人的地方不需要太好的條件，那些昏暗透風的木屋裏什麼都沒有，三層鋪位的最下面一層就是地板。在這裏熬過波蘭的冬天存活下來的人，都堪稱生命的奇蹟。

“從在集中營裏被解放的那天起，我的人生被分了兩部分。”

在奧斯維辛鎮的圖書館裏，倖存者大衛維斯尼亞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說。

他出生於波蘭，曾經在比克瑙營區呆了兩年，又被轉送到德國達豪集中營。1945年，他被美軍從達豪集中營解救，之後移居美國至今。當時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爲他足夠健康，能夠勞動。這次他從美國重返奧斯維辛，是爲了參加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週年紀念活動。他將和歐洲多國領袖及其他倖存者一起，參加紀念彌撒，爲死難者點燃蠟燭。

“我昨晚做了噩夢。回到這裏那麼多次，這是我第一次做噩夢。”維斯尼亞這次回來，還給一個德國青年參觀團講了自己當年的經歷。“我沒有什麼好諒解的，因爲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想告訴年輕人的是，人是可以做選擇的，選擇做一個好人或者一個壞人。如果對某些東西沒有敬畏，完全相信自己能主宰一切的話，你就有麻煩了。”他說。

雖然在滅絕營裏活了下來，維斯尼亞在比克瑙仍然歷盡屈辱，曾被納粹看守脫光毆打。“我聽他們用德語說‘上帝與我同在’。我也是教徒，我就在想，我們相信的難道真的是同一個神嗎?爲什麼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在宣傳鼓動下會變成這樣?這句德語一直在我腦子裏揮之不去。”他說。

像所有的囚犯一樣，維斯尼亞的手臂也被刺上了囚犯編號，他的號碼是83526。初到美國，很多人問他手臂上的號碼是什麼意思。“6個月後，我被問煩了。我告訴他們，這是電話號碼。”維斯尼亞後來想辦法把號碼挖去了，但傷口沒恢復好，手臂上明顯的疤痕時刻在提醒他那段過去。

在比克瑙，維斯尼亞經歷了“選擇”，才被送去做工。當時火車一停下，猶太人就要經歷“選擇”，那些被認爲沒有價值或者不能勞動的人，直接被送進了毒氣室。

“你要問我最恐懼的時刻?就是站在納粹醫生約瑟夫比聶茲在一羣圍着電腦打遊戲的當地孩子身邊，回憶起當年被火車誤送進比克瑙的情景。

“我們是辛德勒工廠的猶太人，本來要被送去捷克斯洛伐克的，結果300位女性被送到了這裏。狗叫聲、德國人催促下車的聲音，剃頭、脫掉衣服去淋浴……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