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漢武帝武則天朱元璋主政時期告密之風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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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網上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的“告密文化”,論者言之鑿鑿,說“告密”屬於國民劣根性,傳統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難不成“告密”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則是我們擺脫不掉的歷史宿命?但細一想,又覺得不對。以筆者的瞭解,在傳統社會,告密行爲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國的主流文明與其說是“告密文化”,不如說是“反告密文化”。
過去處於主流、正統地位的儒家文明,對告密行爲可謂深惡痛絕。孔夫子曾問他的弟子子貢:你最討厭哪些行爲?子貢說:“惡徼以爲智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這裏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成正直的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行爲之一。
發生在親人、朋友之間的告密行爲,由於直接破壞了小共同體最基本的人際信任,挑戰了人倫底線,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人告訴孔子:我們那裏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舉報了。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親親得相隱匿,社會的人倫底線纔不會被突破。用漢宣帝的話來說:“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親親相隱”的原則自此列入中華法系,並歷代相沿。
——不要認爲“親親相隱”是陳腐、過時的觀念,現代發達國家的法律,同樣非常明確地承認公民不給親人證罪的“親親相隱”權利。
當然,不能否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競相告密的風氣。但我們需要知道,告密行爲的鼓吹者是邊緣的法家,而非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張治國要任用熱愛告密的奸民:“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合而復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商鞅認爲,善民重視親情,會相互包庇;奸民則相信“爹親孃親不如秦王親”,會相互告奸。人民熱衷於告奸,罪惡便無處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勵告密,卻不能不將習慣於告密的人命名爲“奸民”。可見在當時的道德評價體系中,告密是爲人所不齒的。商鞅本人可能對這種道德評價很不以爲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質卻是商鞅無法否認的。
歷史上,但凡申韓法術大行其道的時期,告密之風便會盛行一時,比如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漢武帝時代、武則天時代、朱元璋時代以及所謂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價值觀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風則大爲收斂——並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而是說告密的行爲在宋朝並不受鼓勵,士大夫羣體乃至君主都自覺抵制告密,以告密爲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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