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殺胡惟庸藍玉是怎麼回事? 並非全是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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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相當長時間“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境況,歷史忽然“火”起來了。電視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講史節目,書店裏塞滿了形形色色的歷史讀物,真使人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感。然而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一“火”,就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火”起來的歷史讀物,當然也不可能逃脫這一規律。東拼西湊、草率成篇者有之,搜奇獵豔、聳人聽聞者有之,信口雌黃、任意褒貶者有之,甚至時常出現“關公戰秦瓊”式的硬傷。
面對這突然而至的講史讀史熱潮,職業歷史工作者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有的“臥看潮生三山外”,對這種現象漠不關心,埋頭做自家學問;有的“黃鶴樓上看翻船”,掇拾學術明星的紕漏舛誤,作爲茶餘飯後的談資;也有的“到中流擊水”,將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轉化爲雅俗共賞的文字,向讀者提供一些真實可靠的知識。
年逾古稀的陳梧桐先生,在通俗歷史讀物的創作方面,就做出了可喜可敬的成績。陳先生長期從事歷史研究,在明史和中國民族關係史方面造詣頗深,尤以朱元璋研究蜚聲學林,先後出版了多種學術專着。在潛心治學的同時,陳先生也很注重歷史知識的普及和傳播。2007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與彭勇先生合作撰寫的《明史十講》,獲得廣泛好評。2008年1月,他獨自撰寫的《自從出了朱皇帝》,也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推出。在《明史十講》的“後記”中,陳先生寫下這樣一段話,以闡述撰寫該書的緣由:
明朝的歷史長達277年,在各個領域都取得許多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晚明時期,更是呈現出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曙光。然而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在一般人的眼裏,明朝幾乎成爲專制、黑暗、殘暴的代名詞,其評價竟不如元朝和清朝。打開電視,反映明代歷史的電視劇,不是君主殘暴昏庸,就是廠衛橫行霸道,一片昏天黑地;反映清代歷史的電視劇,不是君主睿智聖明,就是臣工奮發有爲,一片朗朗乾坤。因此,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呂健先生約我撰寫本書時,儘管手頭有許多活,還是答應了下來。因爲我覺得,藉助講座的形式,向廣大讀者介紹自己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傳播正確的明史知識,乃是明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這段話也完全適用於《自從出了朱皇帝》。從中可以看出,陳先生暫時撇開繁重的研究工作,致力於通俗讀物的寫作,純然出於一位歷史學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可以說,《明史十講》的目的,是廓清籠罩在明王朝身上的迷霧和謬見,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明朝;《自從出了朱皇帝》的目的,則是廓清籠罩在明朝開國皇帝身上的迷霧和謬見,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朱元璋。
《自從出了朱皇帝》的開篇,就是澄清一個流傳頗廣的誤解。衆所周知,元朝時期,平民百姓生子,常以父母年齡相加爲名。如父親24歲,母親22歲,生子即名四六;父親23歲,母親22歲,生子即名四五,等等。朱元璋幼名重八,有些人便想當然地認爲“重八”即是“八八”,也是以父母年齡相加得名。查朱元璋出生的時候,其父48歲、母43歲,年齡相加爲91歲,與“重八”完全合不上。其實,元朝還有另一種通行的取名方式,就是以行第爲名。朱元璋有四個堂兄分別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三個胞兄分別叫重四、重六、重七,他排行第八,故名重八,與父母年齡沒有任何關係。
類似的破疑解惑,書中所在多有。比如,民間長期流傳着一首《鳳陽歌》:“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很多人不明就裏,把鳳陽百姓的苦難完全歸罪到朱元璋身上。陳先生分析了《鳳陽歌》產生的時代背景,指出這實際上是花鼓藝人爲了發泄對清朝統治者的不滿,借罵前朝皇帝來詛咒當朝統治者,“歌詞裏的‘朱皇帝’不過是清朝愛新覺羅皇帝的代名詞,指桑罵槐,此之謂也”。再如,明代野史稗乘之中,記載了多樁明初的文字獄,其中不少純屬子虛烏有,但在民間長傳不衰,許多歷史學者也信以爲真,雖有學者起而力辨其誣,終究難挽以訛傳訛之風。陳先生梳理有關資料,吸收前人成果,力陳野史稗乘之不可盲目相信,求真之心,令人感佩。
作爲朱元璋研究的權威專家,對洪武年間的許多重大問題,陳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關於胡惟庸案,自明朝至當今一直衆說紛紜,很多人都認爲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陳先生經過對有關史料的梳理考察,認爲“就整個案件來說,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具體說來,胡惟庸“不僅在經濟上貪污受賄,而且在政治上拉幫結派,打擊異己,飛揚跋扈,擅專黜陟,藏匿於己不利的奏章,侵犯了皇權,最後發展到策劃謀反,他的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但胡案發生後,朱元璋“藉機搞擴大化,‘餘黨皆連坐’,這些被株連的‘餘黨’有的是冤死鬼。此後,他將罪名頻頻升級,用以打擊一部分恃功驕橫、飛揚跋扈的功臣,這些則純粹是冤假錯案了”。
與胡惟庸案並列的藍玉案,也被很多人視爲一大冤獄。已故明史專家呂景琳先生曾發表《藍玉黨案考》一文,列舉一些理由證明“藍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個假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理由,是認爲該案案犯供稱藍玉擬在皇帝耕藉田之日謀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爲耕藉田雖定在仲春二月,但具體日期則由欽天監臨時選擇,而且皇帝不一定親自前往,因此,“一般人決無可能較早知道享先農耕藉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預測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耕藉田”。陳先生指出,這些理由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耕藉田的具體日期雖由欽天監擇定,但絕非臨時決定,而是提前一段時間擇定,因爲耕藉田並非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員的個人行動,而是牽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體行動”,藍玉“作爲必須參加耕藉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藉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並得知皇帝將親往參加,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陳先生認爲,藍玉謀反的事實是確鑿無疑的,“但大規模的誅殺,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獄”。
歷史學界內外,都有很多人把明清視爲閉關鎖國的時代。陳先生提醒讀者注意,“明朝的海禁和清朝的海禁有着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一種由官府壟斷海外貿易的政策,後者纔是真正的閉關鎖國政策”。他由此告誡說:“歷史上有一些外表相似的事物,其實內涵和本質並不一定相同。我們研究歷史,不僅要觀其形,更要察其神,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否則,就會上當受騙,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是陳先生的經驗之談,也是所有研史讀史者都應當引以爲訓的重要原則。
陳先生長期沉潛於朱元璋研究,對朱元璋的言行事蹟、是非功過了然於胸。對於一些流行讀物將朱元璋妖魔化、臉譜化的做法,他雖然深感不滿,但他決不矯枉過正,爲朱元璋曲意辯護,塗脂抹粉。在充分肯定朱元璋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他也花費大量筆墨,介紹和剖析了朱元璋的政策失誤和性格缺陷。他寫作此書的惟一目的,是想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朱元璋。陳先生談到:“任何歷史作品,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是學術着作還是通俗讀物,都應該真實地反映歷史的面貌,揭示其豐富的內涵。否則,戲說歷史,真假混淆,就無助於人們認識歷史,得到有益的啓迪了。因此,歷史作品應該寫得好看,更要寫得真實。真實是歷史作品的生命之所在。”這是陳先生一向秉持的原則,也是所有寫史者都應當秉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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