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誕辰

約翰·施特勞斯二世約翰•施特勞斯二世(德語：Johann Strauß II，通常稱爲小約翰•施特勞斯，1825年10月25日-1899年6月3日)，奧地利作曲家。生於維也納音樂家庭。父親(同名)是維也納輕音樂創始人之一。他自幼學習小提琴和作曲。1844年組建小樂隊，演奏自己的作品，不久聲望超過其父。1848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寫了《革命進行曲》、《自由之歌》、《街壘之歌》等作品。後來也寫過逢迎皇帝的作品，如《脫險狂歡圓舞曲》、《桃金娘花冠圓舞曲》等。一生創作圓舞曲400餘首、輕歌劇15部，被稱爲“圓舞曲之王”。所作樂曲旋律動聽、節奏明快、格調輕鬆。代表作品有：圓舞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藝術家的生涯》、《春之聲》、《皇帝》、《撥絃波爾卡》(與弟弟約瑟夫合作);輕歌劇《蝙蝠》、《吉卜賽男爵》等。

早在6歲的時候，小施特勞斯就在家裏的鋼琴上彈奏出他自己構思的圓舞曲。兒子的音樂才能使得施特勞斯感到大爲不安，他禁絕了孩子一切的音樂活動。可是安娜卻爲孩子在音樂上的早熟而感到驕傲，她悄悄地記下了孩子的處女作。也許從那一天起，她就開始在設想一個向她丈夫報復的計劃了。她從菲薄的家庭生活費中省出錢來請教師，給兒子上音樂課，指望小約翰有朝一日能向他父親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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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施特勞斯進入音樂界一事，他父親並非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好多年前，老施特勞斯偶爾回家，看到兒子正在練習小提琴，竟蠻橫地用鞭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頓。從那以後，老施特勞斯就一直對兒子忌疑重重，深感煩惱。他讓他的經紀人赫希傳言警告維也納城內各大舞廳，倘若有誰接受小施特勞斯在彼處演出的話，那麼圓舞曲之王本人就將從那家舞廳絕跡。小施特勞斯被各大舞廳拒之於門外，只好到城郊的一家咖啡館的花園裏去舉行露天音樂會。

好事者將小施特勞斯樂隊排練的消息傳給了他的父親。盛怒之下，老施特勞斯宣佈在那同一天晚上他也將舉行一場音樂會。但到後來，他得知自己的音樂會票在黑市上還不如他兒子那邊的票吃香，則又取消了舉行音樂會的計劃。老施特勞斯狂怒不已，終於病倒了。

忠心的赫希深爲圓舞曲之王的健康擔憂，居然想出了一個富有戲劇性的計劃。他組織了一些人準備去小施特勞斯的音樂會搗亂。

演出的那天到了。人們早早地出城，向郊外的咖啡館蜂擁而去。一大羣沒有買到票的人聚集在場外，急不可待地吵着要擠進去，以致地方當局只得出動騎警把咖啡館圍了起來。在花園後邊的拱廊裏，坐着安娜·施特勞斯，她似乎是在爲兒子祈禱。

和他父親在巴黎的首場音樂會一樣，小施特勞斯這天的第一個節目也是法國作曲家奧柏的一首歌劇序曲，這似乎是遵循一種家庭的傳統。小約翰並沒有爲聽衆稀稀落落的掌聲而感到沮喪，他知道人們來這裏是將他當做一位作曲家而和他父親相比較的。

接下來演奏的是他創作的一支圓舞曲——“母親的心”，這是小施特勞斯獻給他媽媽的一曲頌歌。美妙的樂曲使得聽衆欣喜若狂，壓倒會場的掌聲淹沒了赫希那一夥人的噓聲。人們爬上椅子，揮舞着帽子、披巾、手絹，掌聲、喝彩聲經久不息。而另一支圓舞曲“理性的詩篇”，在如癡似醉的聽衆們一再要求之下，竟然反覆演奏了十幾次之多，這真是亙古未有的事。

使幫手們困惑不解的是，連赫希也興高采烈地鼓掌歡呼起來了。誠然，赫希是老施特勞斯的朋友，而且還與之有着經濟上的利害關係，但是他更忠實於音樂藝術，對於任何真正的藝術家，他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歡迎。

最後，在成功的喜悅之中，小施特勞斯神采奕奕、容光煥發地示意，請大家安靜下來，樂隊重又奏起柔和的樂章。當輕柔的樂聲在夜空中迴盪時，聽衆們面面相覷，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這不是老施特勞斯最負盛名的那首圓舞曲“萊茵河畔的迷人歌聲”嗎?在這首樂曲的抒情部分，小施特勞斯又加入了這麼一種柔情蜜意……隨着樂曲的展開，聽衆逐漸明白了這段插曲的深意。小施特勞斯演奏他父親的這部作品不僅是作爲子女對父輩的敬意，也是作爲一種祈求，請求他父親的寬恕。這使聽衆們不由得熱淚盈眶，甚至男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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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盪的歲月裏

1848年3月，維也納爆發了革命。與整個城市一樣，施特勞斯家也分成了兩派。老施特勞斯站在保皇黨一邊，小施特勞斯則站到了起義者一邊。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父子倆誰也沒有什麼堅定的政治信念。父親成了保皇黨不過是因爲過去常在御前演出;而他兒子的立場不過是出於對他一些朋友的同情，這些年輕人只是希望趕走獨攬大權的首相梅特涅，而讓哈普斯堡王朝回來實行憲政。

在那些動亂的日子裏，父子倆都掛上了軍樂團作曲家兼指揮的職銜。爲了鼓舞保皇黨分子的士氣，老施特勞斯寫了好些輕快的軍隊進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德茨基進行曲”。但是小施特勞斯的作品則賦有革命的標題，如“自由進行曲”、“學生進行曲”、“街壘之歌”等等。

維也納的起義最終失敗了。但富有戲劇性的是，小施特勞斯受到了人民的歡迎;而老施特勞斯卻就此一蹶不振了，很多人對他支持保皇黨表示憤慨。在絕望中，老施特勞斯帶着他的樂團離開了維也納，去尋找昔日公衆對他的那種崇拜。可是，這一希望也成了泡影。在布拉格、慕尼黑、海德堡，到處都遭到了人們的反對，甚至還收到威脅和責罵他的信件。

他重返維也納的時候，政治氣氛已經大大緩和了。人們對老施特勞斯已不再懷恨。他的音樂會依然受到人們的歡迎。但是老施特勞斯卻時常顯得心煩意亂、茫然若失。在這以後幾個月裏，他一直是鬱鬱寡歡，離羣索居，他那種致力於音樂事業的堅韌、熱情、活力，那種迷人的靈感、生氣，似乎一下都消失了。

他對兒子的態度也變了。雖然他和兒子以及他合法的家庭依然沒有接觸，但是怨恨已經消失。他甚至暗暗爲自己兒子在音樂上的成就而感到驕傲，渴望同兒子握手言歡，但他那倔強自尊的秉性卻使他無法做到這一點。

1849年9月25日，老施特勞斯被猩紅熱奪去了生命。當他兒子聞訊趕來時，卻發現父親赤裸的屍體已從一張空無一物的光牀上掉到了地板上。箱櫃抽屜均被洗劫一空，艾米麗已把所有能拿走的東西——甚至連死者身上穿着的睡衣和牀上的被褥——全部席捲而去。

兩天以後，老施特勞斯的靈柩被擡到了莊嚴的聖斯蒂芬大教堂。整個維也納有十萬人來爲他送葬，各處鐘樓上幾百口大鐘齊鳴，哀聲在空中不住地迴盪。在送喪的最後一程，施特勞斯樂團的成員們把他的靈柩從四匹黑馬牽引的靈車上移下來，擡上肩膀，一直送到卡倫堡多勃林教堂的墓地。當年，作爲一個立志要成爲音樂家的少年，他從書籍裝訂作坊逃到此地，就是躺在這一片芳草如茵的山坡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