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俠女王聰兒去世

和珅掌權的時候，清王朝十分腐敗，地方官吏貪污橫行，百姓怨聲載道。當時，在湖北、河南一帶，白蓮教又盛行起來。有個安徽人劉鬆，到河南傳教，利用給百姓治病的機會，勸人入教，後來被官府發現，流放到甘肅去。

劉鬆的徒弟劉之協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繼續傳教。他們宣傳說，清朝快要滅亡，將來會出現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土地。當地的貧苦農民受夠地主剝削的苦，渴望得到土地，聽了這個宣傳，紛紛參加了白蓮教。

參加白蓮教的人越來越多的消息，驚動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各省宮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來是敲榨勒索的老手，趁機派出差役，挨家挨戶地查問，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筆錢來“孝敬”他們。有錢的出錢買命，沒錢的窮人就被抓到監獄裏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個官員向百姓敲榨勒索不成，羅織罪狀，受到株連的有幾千人。不論教徒或沒入教的，都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對官府更加切齒痛恨。

白蓮教首領劉之協到了襄陽，召集教徒開會商量。大家說：“這個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不如索性造反吧。”經過一番商議，決定用“官逼民反”的口號，發動羣衆起義，並且派出教徒分頭到各地去聯絡。

公元1796年，也就在嘉慶帝即位那年，白蓮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舉行了起義。襄陽地方有個白蓮教首領齊林，原定在元宵燈節起義，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襲擊，齊林和一百多個同伴被殺害。

齊林有個年輕的妻子叫王聰兒，原是個江湖賣藝的女子，從小練得一身武藝。她決心給丈夫和起義的同伴們報仇，就和齊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頓起義隊伍，不出一個月，就組織了一支四五萬人的起義軍。王聰兒和其他首領一起率領隊伍，到處打擊官府，懲辦貪官污吏。

當王聰兒在湖北起義的時候，四川、陝西的白蓮教徒也起兵響應。起義的火焰在三省廣大地區蔓延開來，一些貧民、流民，都參加了起義隊伍。

嘉慶帝一看起義軍聲勢越來越大，慌了手腳，連忙命令各地的總督、巡撫、將軍、總兵等大小官員，派出大批人馬鎮壓。可是那些大官、將軍們只知道貪污軍餉，不懂得怎樣打仗。

王聰兒分兵三路，從湖北打到河南。起義軍打起仗來不但勇敢，而且機動靈活。他們在行軍的時候，不整隊，見了官軍不正面迎戰，不走平坦大道，專揀山間小路走，找機會襲擊官軍。他們又把兵士分成許多小隊，幾百人一隊，有分有合，忽南忽北，把圍剿他們的官軍弄得暈頭轉向，疲於奔命。

王聰兒的起義軍在湖北、河南、陝西流動作戰，打擊官軍。第二年，在四川跟那裏的起義軍會師。

嘉慶帝見官軍圍剿失敗，氣得眼都紅了，大罵王聰兒是罪魁禍首，又下了一道詔書把一些帶兵的將軍們狠狠地訓斥了一通，撤職的撤職，辦罪的辦罪，並且嚴厲督促各地將軍集中兵力，圍剿王聰兒起義軍。

清軍將領明亮向嘉慶帝獻了一條惡毒的計策，要各地地主組織武裝民團，修築碉堡。起義軍一來，就把百姓趕到碉堡裏去，叫起義軍找不到羣衆幫助，得不到糧草供應。這種做法，叫做“堅壁清野”。嘉慶帝下令各地採用這種計策，起義軍的活動果然越來越困難。

清軍在川北一帶圍攻王聰兒。王聰兒擺脫清軍圍攻，親自帶領二萬人馬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遭到官軍阻擊，打了敗仗;再打回湖北的時候，明亮率領官軍緊緊追擊。起義軍後面有官軍，前面又有地主武裝民團的攔截，終於在鄖西(在今湖北省，鄖音yún)的三岔河地方，陷進敵人的包圍圈。

王聰兒臨危不懼，指揮起義軍退到茅山的森林裏，準備組織突圍。官軍發現了，又圍住茅山，從山前山後，密密麻麻地擁上來。起義軍經過頑強抵抗，終於失敗。王聰兒和姚之富眼看突圍不成，退到山頂，縱身從陡峭的懸崖上跳下來，英勇犧牲。

女英雄王聰兒犧牲後，各地起義軍繼續進行反抗官府的鬥爭。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這場大起義鎮壓下去。但是，清王朝經過這場嚴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嘉慶帝死後，他的兒子旻寧(旻mín)即位，就是清宣宗，也叫道光帝。道光帝即位後，清王朝越來越衰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乘機加緊侵略，民族危機越來越嚴重。到了公元1840年，也就是道光帝即位的第二十年，爆發了鴉片戰爭。打這以後，中國從封建社會一步步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英勇的中國人民爲了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統治，前仆後繼，開展了不屈不撓的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近代史時期。

川楚白蓮教起義

清嘉慶初年的農民起義。最早參加者多爲白蓮教教徒。始爆發於川楚陝邊境地區，後波及川、楚、陝、豫、甘等省，歷時九載，是清代前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川楚陝三省邊境地區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帶，歷來爲被迫離開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兩省饑民來此覓食者達數十萬。加上來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總數不下百萬。該地土壤瘠薄，氣候惡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還需受僱於木廂廠、鐵廠、紙廠，獲取微薄工錢，方能生存。他們不僅受地主、廠主的剝削，還要受差役、訟棍的勒索，生活極爲艱難。絕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蓮教傳播的對象。

白蓮教是明清時期主要的祕密宗教，崇奉“無生老母”與“彌勒佛”，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爲八字真訣，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託，對於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力圖擺脫現世的流民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從者日衆。

乾隆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併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導致糧價猛漲，饑民日衆。加以封建統治階級生活奢侈，貪官污吏橫行，人們不滿和反抗情緒日增，白蓮教的宣傳也隨之增加了反抗現實的內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將要“換乾坤，換世界”。稍後，劉鬆、劉之協、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傳教時，又提出“彌勒轉世，當輔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寫，暗指明朝後裔)，宣稱“黃天將死，蒼天將生”，入其教則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災厄。入教後，“教中所獲資財，悉以均分”，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爾我”，“有患相救，有難相死，不持一錢可週行天下”等。這種宣傳既符合小生產者平均、平等和互濟互助的要求，又滿足了他們反抗求生的願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蓮教已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勢力，並醞釀舉行武裝起義。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蓮教首，祕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讓教徒製備刀把火藥。白蓮教的迅速發展和其反清內容，引起了清政府的嚴重不安，遂下令大規模搜捕白蓮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則以查拿邪教爲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爲口號，號召教徒奮起反抗。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帶首領張正謨、聶傑人等因官府查拿緊急，被迫提前舉義。長陽、來鳳、當陽、竹山等縣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陽地區的教徒，在王聰兒、姚之富等率領下，按原定日期起義。各路起義軍，互不相屬，各自爲戰，所據山寨或縣城，多被清軍各個擊破。唯有襄陽起義軍採取流動作戰的策略，力量迅速壯大，成爲湖北起義軍的主力。在湖北白蓮教起義影響下，四川各地的白蓮教徒也紛紛響應。九月，達州教首徐添德，東鄉(今四川宣漢)教首王三槐、冷天祿等皆各率衆起義。

二年初，襄陽起義軍又開始了大規模流動作戰，轉戰於湖北、四川、河南、陝西，後分三股進入四川。清軍只尾隨其後，疲於奔命。七月，四川起義軍被清軍圍困，襄陽起義軍趕到解圍，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會師。各路起義軍按青、黃、藍、白分號，設立掌櫃、元帥、先鋒、總兵等職。然而，小生產者固有的分散性與保守性，使起義軍並未真正聯爲一體，各股仍然各自爲戰，分散行動。

三年三月，襄陽起義軍在湖北鄖西被清軍包圍，首領王聰兒、姚之富跳崖犧牲，餘部仍繼續鬥爭。四川起義軍也受到重大損失。但在嘉慶五年三月以前，起義軍處於發展、壯大階段。起義軍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處，“有屋舍以棲止，有衣食、火藥以接濟，有騾馬芻草以奪騎更換”，且有各地教徒“爲之嚮導負運”，多次重創清軍，嘉慶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馬蹄岡戰役以後，起義始轉入低潮。人數從十幾萬減至幾萬人，許多重要將領相繼犧牲。清政府的“堅壁清野”與“寨堡團練”之策，已逐漸推廣併發揮作用。通過築寨堡、並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將民間糧秣給養充實其內，又訓練丁壯，進行防守，從而切斷了起義軍同人民間的聯繫，使之無法得到糧草與兵源的補充，力量日漸枯竭。嘉慶六年下半年，起義軍活動基本上只限於川楚陝邊境地區，轉戰在萬山老林之中，人數已不超過兩萬四千，而圍剿的清軍，則十倍於此。起義軍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戰鬥，至九年九月，起義終告失敗。

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九年多的戰鬥中，佔據或攻破州縣達二百零四個，抗擊了清政府從十六個省徵調來的大批軍隊，殲滅了大量清軍，擊斃副將以下將弁四百餘名，提鎮等一、二品大員二十餘名，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於四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後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