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出現對歷史的影響有哪些方面 社會上評價是什麼樣的

義和團由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民間祕密結社和練拳習武的組織發展而來。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從某種意義上是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

歷史影響

滿清政府

在中國公衆看來，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徑愚眛，在聯軍勢力前倍受羞辱，一再顯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與無能，其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違抗中央命令，事後沒有受罰反而得到褒獎。各地方開始被容許出現不同於中央的政治意願，自始中央集權開始解體。十年後，公衆對清政府的反感達到了頂點。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各省再次違抗清室，宣佈獨立。最終清朝滅亡，民國始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一直影響整個民國政局。

義和團運動雖然被西方認爲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繼續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與及她的繼承人也認識到無論先前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此以後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實行了多種新政，但始終無法扭轉形勢。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西方列強

在義和團反帝愛國時期，中國人民以不畏強暴，敢與敵人血戰的英雄氣概，打擊和教訓了帝國主義者，使他們不敢爲所欲爲地瓜分中國。這一點，即使帝國主義分子自己也不能否認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報告說：“吾人對中國教衆，不能視爲已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實際上，上含無限蓬勃生氣。”“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拳民運動”中見之。“因此他得出結論：“無論歐，美，日各國，皆無腦力與兵力。” “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

1900年10月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爲，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

由此可見義和團所進行的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戰鬥，才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和滅亡中國的圖謀，使得列強瓜分中國圖謀破產。

國際社會

在各大帝國中，日本由於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而得到國際威望，這也是日軍第一次被視爲一隻國際力量。如上所述，由於日軍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而長期與沙俄軍隊的矛盾最終使得兩年的談判破裂並爆發戰爭。而在沙俄方面，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

美軍第九步兵團因其在戰役中的表現被冠以綽號“滿人”。時至今日，該步兵團(駐紮在韓國Camp Casey)仍然會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紀念那次慘烈的戰役。能夠成功完成的士兵將被授予一面繪有中國龍的綬帶。

社會評價

民族覺醒

中國官方觀點認爲，義和團運動標誌着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佈的一個佈告，佈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佈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於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

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爲，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羣衆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

而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書上的評價顯然帶有毛澤東的個人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中共認爲，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羣衆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爲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宗教戰爭

哲學家唐君毅認爲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爲太平天國之亂，一爲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

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爲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爲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

權力鬥爭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爲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爲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氏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俊爲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爲仇恨。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衆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緒爲二毛子。

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後，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譁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幹進者，又以義和拳爲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

正面評價

認爲義和團運動是一次由農民羣衆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義和團的英勇行爲，表現出中華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國的計劃;同時還間接打擊了反動賣國的清政府;最後，義和團運動促使民族覺醒，對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

代表意見：

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開智錄》於1901年發表文章《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稱：“中國人柔筋脆骨，已爲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悽聲盈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貼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攜，不敢稍違豪命，人心闆闆，民氣毫無。義和團此舉，實爲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

早年留學美國的著名改良主義者容閎也於1901年告訴他的學生劉禺生說：“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將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義和團爲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爲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於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美國)十三州獨立，殺英稅吏，焚英貨船，其舉動何殊義和團?”

陳獨秀早期指責義和團的愚昧，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

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纔好呢?後來思想發生一些變化，他在《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對義和團運動懷着的兩個錯誤觀念的原因。

即“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看不見義和團排外所發生之原因”和“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最後他認爲：“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孫中山先生早期也對義和團的缺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後來，他在繼續批評義和團弱點的同時也對義和團抵禦外侮的行爲進行了肯定，他在《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中說“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爲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後來他在《九七國恥紀念宣言》中更指出，雖然義和團存在嚴重缺點，“然而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後，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將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恩來。周恩來同志隨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國也有一部分人同情義和團運動。列寧發表《中國的戰爭》，針對一些人稱義和團運動是“由於‘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 ”。指出“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爲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爲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爲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他還譴責說：“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演說中表示：“外國人不需要中國人，中國人也不需要外國人。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和團站在一起的。 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別的民族的國家。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爲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親歷義和團，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羅伯特·赫德給予義和團極高的評價："義和團運動無疑是官方鼓勵的產物，但是這個運動已經掌握了羣衆的想象力，將會像野火一樣燒遍中國。簡單說來，這是一個純粹的愛國主義的自發的運動，其目標是使中國強盛起來--以實現中國人的計劃。就通過實力來達到它所提出的目的，即達到根除外國宗教和驅逐外國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實驗並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就它所作出的試探--試探自發運動是否能起作用--來說，或者就其作爲檢驗方式方法以供將來選擇的一次實驗來說，它並不是一次失敗。"他認爲，總有一天中國民族將實現民族的自抉和自治，並把外國人趕出去。只有兩種辦法可以延緩中國民族覺醒的過程，一個是瓜分;另一個是"基督教得到奇蹟般的傳播"。赫德並且預測："五十年以後，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它將鼓勵--而這樣鼓勵是很對的--支持並發展這個中華民族運動;這個運動對世界其餘各國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國有權這樣做，中國將貫徹她的民族計劃!"

負面評價

主要代表意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學者王致中曾發表論文《封建矇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批評義和團運動是一場愚昧、仇外的運動。引起較大反響，其論點和論據被廣泛徵引。

認爲義和團的行爲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義和團的行爲實屬野蠻殘暴。

被視爲朝廷救星的義和團，其實是一大羣分佈甚廣的老百姓。義和團的領袖頂多是一個部分團民的頭兒。刀槍不入的法術，是義和團的標記，變成了他們救世的法寶。他們的法術，對於應付槍炮沒有任何用處，但可以動員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當時並沒有所謂紅燈照這種婦女組織。所謂的紅燈照，只存在於某些富於幻覺的人們的傳說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們用紅燈把俄國和日本的首都給燒了。

爲了讓人們相信自己的法術和神通，義和團把自己可憐的知識儲備中的所有都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號，有符咒的使用，還有來自戲劇小說裏的神仙和英雄，從關羽張飛到悟空八戒，應有盡有。倒是挺有中國特色。當然，這樣的義和團和他們的法術，對於抵禦八國聯軍基本沒有什麼用處。幾萬團民，甚至幾個月都打不下由30個洋兵把守的西什庫教堂。衆多義和團研究列舉的義和團戰績，絕大多數都是清朝正規軍的。建立在虛幻的法術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儘管他們的確進行了抵抗，也犧牲了很多人，但卻沒有對八國聯軍造成太大的威脅。他們實際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確切地說是被保守派利用，當了替罪羊。

義和團運動，一個世紀陰影話題。長期被刻意遮蔽，其實，在義和團運動中，不僅康梁和光緒是絕對的反面角色，連那些洋務派的官僚，也都是敵對勢力，只要有可能，都會被殺掉。

中立評價

臺灣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肯定前期義和團運動“直覺的對抗外國人和做外國人奴才的中國人”，但對後期義和團運動進行抨擊，認爲其“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