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煦的一生爲康熙效命，備極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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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說說關於李煦奏摺的歷史故事，據小編所知，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十一日的《蘇、揚田禾收折》中，李煦就講到了：“伏聞聖駕自口外回京，臣翹首殿廷，實深犬馬戀主之誠，因鹽差之期在十月十三日方滿，未能即日起身。謹叩頭具折，恭請聖安，伏乞睿鑑”後面還有幾句，說的是蘇州、揚州的田禾收成與天氣晴雨情況。

康熙重視的當然是李煦前面彙報的情況，硃批道：“知道了。每聞兩淮虧空甚是利害，爾等十分留心!後來被衆人笑罵，遺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當然，地方民生、農業豐歉、天氣晴雨等，都是直接關涉到民生穩定與社會安定的具體問題，康熙也不會漠視的。有的時候沒有別的大事，這方面的彙報自然要及時準確，李煦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二十九日上了《蘇州米價甚平並進晴雨冊折》，康熙認爲上晚了，在折上硃批：“晴雨錄如何遲到今年才奏，不合。明白回奏。”康熙的不滿讓李煦感到十分惶恐。

因此，四月十二日李煦馬上呈去《遲進晴雨錄原因並請處分折》，作出解釋：“竊蘇州冬季晴雨錄，理應去冬奏聞。臣遲至今年二月啓奏，蒙聖恩不即加罪，令臣明白回奏。臣聞命自天，感激無地。但臣去年十二月內，實將晴雨錄攜帶赴京，因一時昏憒遺忘，今年方始進呈。”康熙對這個心腹還是放心的，硃批中就有安慰的意思：“已後凡爾奏摺到京，即當奏聞，恐京中久了，生出別事。”有些奏摺中所講的，可能是李煦要爲皇上分憂，講了一些官場安排的事情，這實際上觸犯了君權，遭到了康熙的批評。比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初一，李煦在《保題運使李陳常署理鹽院折》中，講到自己以織造官的身份兼理淮鹺事務，已有十年，任期滿了，特地推薦“居官清正”的李陳常來署理鹽院事務。

康熙在批覆中連“知道了”都不寫，直書“此事非爾可言”六字，表示李煦不該多管閒事。但是，有時李煦爲加強地方控制提出的一些策議，卻讓康熙十分欣賞。在江南，崇明縣是一個小沙島，孤懸海外，縣境內除了水師總兵官外，“文官並無大僚彈壓，亦無首領分防”，只有一個知縣。李煦認爲，如果發生意外，崇明地方就十分孤危，他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七月初四日的《駐常熟海防同知似宜移駐崇明與總兵共爲鎮防折》中大膽建議：“查蘇州常熟城內，駐紮有糧道一官，又海防同知一官;但常熟縣離蘇州府城不過八十里，於控制，非如崇明縣鞭長莫及，離府城三百里之遙也。常熟一縣雖亦臨海，已有糧道彈壓足矣。至於海防同知一官，似應移駐崇明城內，與總兵共爲鎮防，庶幾文武兼資，可以永保安寧，而設官合宜，則與地方允有裨益矣。”

康熙很是認可，回覆說：“此折議論甚妥。”當然，具體如何安排處置，就不是李煦所能及的事了。李煦與妹夫曹寅輪視兩淮鹽課，時長十年之久，深受康熙恩寵，不過，織造衙門的虧欠一直沒有填補上，讓李煦也時感不安。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下旬，都察院批文中有康熙的指示，讓李煦再負責監察兩淮鹽課一年。李煦感激涕零，上奏表示一定要“培養商膏以裕國課之源，並清完未補之二十八萬八千餘兩”。康熙批覆說：“此一任比不得當時，務須另一番作去纔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誅矣。”意思無非是讓李煦好好努力，爲他效命。

李煦不負所望，到第二年七月份，蘇州織造衙門的虧空大部分補完，鹽課的虧空按照二十八萬八千兩的數目，已經全部補足。康熙很高興，批了一個字：“好!”在批覆李煦奏摺中直接寫“好”，這是很少見的。康熙之所以對江南地方財政稅收看得這麼緊，一方面是因開國不久，國庫並不充盈;另一方面是天下尚未真正平定，邊疆地方還有徵戰，需要用銀子。有時地方說要分批上繳銀兩，康熙就有些着急，希望一次交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閏八月初二日，李煦上《兩淮商人願捐軍需銀兩於運庫借出解部分五年補完折》，說是有兩淮商人江楚吉等人爲報皇恩，願意爲國分憂，在以前兩次捐給瓜洲河工工程銀二十四萬多兩的基礎上，爲西邊軍需捐銀十五萬兩，但需要按五年分捐。

有人願意爲戰備出錢，自然讓康熙高興，但他還是要求一次捐完，並在硃批中將商人的這種念頭視爲奸商的伎倆。他說：“此折斷然行不得!西邊用銀，即可以發庫帑，何苦五年分補?皆因奸商藉端補虧之法耳。”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煦年紀已經不小，正好也是大病初癒。這時，負責監督蘇州滸墅鈔關的莽鵠立任期滿了，李煦乘此機會向康熙上奏，提出可否由他來兼理滸墅鈔關事務。這個鈔關是國家在江南專門特設的錢糧收稅機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肥缺。當年四月中旬的奏摺，被康熙委婉地批駁回去：“監督回時，還當許多差使，況爾年老多病，當靜養無事，方保殘年。倘被蘇州騙子所欺，悔之無及矣。名聲也要緊!”意思是不要太貪了，現在的幾個肥缺已夠好了。這樣的結果，李煦自然很感失望。

李煦一生可以說是備極榮華，康熙的幾次南巡，都是由他和曹寅安排的。迎接皇帝的衣食起居遊玩諸排場的開銷，自然是驚人的，費用基本來自織造局和兩淮鹽務，因此常年的虧空很難較快彌補。康熙給他們的奏摺批文中，也暗示要將這些虧空補上，不過在百官和世：，人面前，總是極力維護這兩個心腹。有時就公開說：“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至於是什麼樣的情由，當然不可以公諸天下。

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在曹寅死的當天，李煦就起草奏摺，向康熙作了詳細彙報，把曹的情況說得很悽慘：“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輾轉成癯，竟成不起之症，於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身故。當其伏枕哀鳴，惟以遽辭聖世，不克仰報天恩爲恨!”其實這不過是兔死狐悲。雍正年間，曹家被抄時，還有住屋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計一千九百六十九畝，等等。這些都應是在江寧織造與兩淮鹽務任上得來的好處，一般人都難以想象。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十六回中，寫了一段賈璉的乳母趙嬤嬤和王熙鳳的對話，彷彿就是曹家的寫照。趙嬤嬤說：“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哎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王熙鳳問道：“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一語道破：“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講的確是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