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部“植物學”命名的專著是什麼？是李善蘭翻譯的嗎

作爲生物學的分支學科，植物學是指植物爲研究對象，讓植物爲人類提供更多服務的學科。植物學的英文叫“botany”，其漢語最早出現在清朝晚期的一部生物學典籍中。此書的編譯者是繼梅文鼎之後的又一位數學大咖，李善蘭。

誰說唯科舉纔有出路?

浙江海寧縣自古地傑人靈，人才輩出。清朝嘉慶年間，海寧硤石出了一個與衆不同的神童，名叫李心蘭。雖然他天資聰慧，目成誦，但偏偏對科舉考試不感興趣，反而酷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喜歡擺弄花花草草。

1820年，9歲的李心蘭對父親書架上的《九章算術》產生濃厚的興趣;14歲時，他自學讀懂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由明末科學家徐光啓等翻譯出版)。西方側重於理論研究的科學知識讓他眼界大開。

1832年，取得秀才資格的李心蘭改名李善蘭，奉父之命到浙江省省府杭州參加鄉試。平素討厭八股文的他自然名落孫山。與大多數落第秀才不同的是，李善蘭不但不難過，反而有種重生的感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考不上科舉照樣有出路。”於是，他一面拜數學家吳兆圻爲師學習數學，一面在杭州求購併研究數學、草木類典籍。回到家鄉後，李善蘭先後寫成《方圓闡幽》等數學專著，揚名蘇杭。

與此同時，李善蘭也致力於中國草木學和西方生物學的研究。

誰說西方科學是僞學?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節節敗退，西方列強步步進逼。中國的一批知識分子關注國家命運，開始思考興國之路。李善蘭也是其中之一。

“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李善蘭《重學▪序》)經過反覆對比，李善蘭發現，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爲武器精良;之所以武器精良，是因爲科學發達。由此，他認爲，中國要趕超西方國家，首先要承認自己的不足，誠心學習其科學技術。

“解決國人學習的第一要務，就是將西方國家優秀的典籍翻譯過來，以期取長補短。”李善蘭這樣對友人說。不料，他的言論引來了不少封建士大夫的嘲諷。原來，儘管西方包括植物研究在內的生物知識傳入中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但沒有產生重大影響。自雍正帝起，朝廷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認爲自己是天朝，西方國家只是小國，西方的科學是僞學，於是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都陷入停頓狀態。儘管鴉片戰爭清廷喪權辱國，但士大夫們仍閉目塞聽，不願真心引入和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

找到方向的李善蘭毅然隻身前往繁華的上海，決心從事西方自然科學典籍的翻譯工作。原來，上海有一些專門出版西方典籍的書館，由西方來的傳教士偉烈亞力、韋廉臣等人創辦。韋廉臣原名亞歷山大▪威廉姆森，出生於英格蘭，爲到中國傳教而進入格拉斯哥大學進修漢語和神學。他到中國創辦墨海書館時，正缺一個既精通漢語又對西學比較認可的人。李善蘭的到來，無異於雪中送炭。很快，由韋廉臣口譯英文原著，李善蘭對原始材料凝練編輯的一批諸如《代數學》的西方數學典籍問世。

翻譯數學典籍的過程中，李善蘭對英國著名植物學家林德利撰寫的《Elements of Botany》(中文譯名《植物學基礎》)一書產生濃厚的興趣。林德利生於1799年2月5日，對植物及園藝有很深的研究。他於1928年當選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隨即擔任倫敦大學的植物學科教授。他一生寫了許多關於植物研究的著作，《Elements of Botany》是其代表作。

“《Elements of Botany》偏重於草木的理論研究，這無疑是植物研究的發展方向。幾千年來，我國傳統草木學只重實踐不重理論，是應該反思了。”李善蘭清楚地認識到，如果把《Elements of Botany》推向中國，國人更能發現自己在研究草木方面的不足。

於是，李善蘭與韋廉臣通力合作，於1858年將《Elements of Botany》翻譯成中文名爲《植物學》的專著，並由墨海書館出版發行。

誰說“植物學”是西方專利?

李善蘭選擇“植物學”三個字作書名，是有深意的。“植物”這個詞最先出現在2000多年前的《周禮》一書;後來的學者們都用“草木”來代替它，並引出“草木學”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學科。日本學者則把“草木學”譯爲“普它尼克經”等名字。李善蘭認爲它們拗口，不直觀，不利於傳播：既然這是一門專門研究植物的科學，何不就叫“植物學”呢?

除了沿用至今的“植物學”一詞外，《植物學》還創譯了諸如細胞、萼、子房、胚、科等名詞。尤其是術語“科”，是近代科學的植物分類理論的名詞代表。由“科”入手，此書中將植物分成303科。這些詞，現在的中學生在生物學課堂上也能接觸到。

作爲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近代植物科學的著作，《植物學》共計8卷35000多字，插圖200餘幅。李善蘭不但在序言部分強調植物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還在書中正文部分詳細介紹了各類植物的地理分佈、內部構造、分類方法等。尤其是介紹植物的內部構造，讓國人看到植物體的細胞組成情況。把植物學研究引申到植物內部，這是《植物學》具開創性的研究。

綜上所述，“植物學”西學東漸，《植物學》一書功不可沒!

《植物學》的問世，對中國近代生物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19世紀末，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啓超向學術界推薦科學典籍時，認爲《植物學》是生物研究入門的必讀之書。

與中國相比，《植物學》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則更早更強烈。約1860年，此書東渡日本，在足利地區(今羣馬縣內)的求道館翻刻再版，書名依舊;1875年，此書譯名爲《植物學和解》，分三冊再版。20世紀30年代後，隨着李善蘭在國際數學界的廣受關注，《植物學》一書越來越受國際科學界的關注，並被譯成多國文字。此書讓“植物學”西學東漸傳入中國後，再東學西漸在西方廣受歡迎，這可能是以數學聞名於世的大咖李善蘭生前感覺特別自豪的事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