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教育家、思想家王通簡介，王通的六部著作分別是什麼？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道號文中子，隋朝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今山西省萬榮，一說山西河津)人，隋朝教育家、思想家。王通從小受家學薰陶，精習《五經》，著名的啓蒙讀物《三字經》把他列爲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王通的六部著作:《續書》、《續詩》、《元經》、《禮經》、《樂論》、《贊易》，在唐代就全部失傳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義、薛收編輯的《文中子說》。《中說》系王通和門人的問答筆記;體仿《論語》敷衍成書，由王氏家人定爲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10篇行世。

此書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爲後世所重視。在哲學上此書提出以氣、形、識分別作爲天、地、人的特點，含有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因素。流傳版本有《子書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說注》，有《四部叢刊》本和《續古逸叢書》本。

人物生平

傳說王通15歲時便開始從事教學活動，18歲時有“四方之志，遊歷訪學，刻苦讀書“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學問大有長進。隋文帝仁壽三年(603)考中秀才後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於指掌。”深得文帝讚賞，但下議公卿時卻被冷落排擠縣通化，遂作《東征之歌》，抒發了懷才不遇的心情。

此後，雖被任命爲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但不久便因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辭官歸鄉，只將興王道之志付諸於續述《六經》和聚徒講學的文教事業上去。回鄉後，王通首先確定了續述《六經》的計劃，決心以古代隱逸賢才爲榜樣，“退而求諸野”，以著述和教學來爲弘揚儒學作貢獻。就這樣，王通用了九年的時間著成《續六經》(亦稱《王氏六經》)，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經》、《易贊》、《元經》等，共80卷。

人物思想

王通死後，衆弟子爲了紀念他，弘揚他在儒學發展中所作的貢獻，仿孔子門徒作《論語》而編《中說》(又稱《文中子中說》、《文中子》等)一書，用講授記錄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講課時的主要內容，以及與衆弟子、學友、時人的對話，共爲10個部分，是後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際思想發展的主要依據和參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問易篇、禮樂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關朗篇等。

《中說》雖在形式上仿效《論語》，但在內容上卻有所創新，並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興儒學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記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爲了扭轉這種狀況必須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認爲一個國家的興衰要依靠各種人才，而人才的養成必經學校的培養，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學才能振興。

其次，王通認爲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義、禮、智、信“五德”。這在人身上體現爲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廣大的社會中則稱作天理。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幫助人們養成完全的人格，達到“樂天知命，窮理盡性”的境界，最終被造就成“君子”、“聖賢”。

第三，王通處於儒佛道三教爭衡碰撞的思想動盪時期，傳統儒學教育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現陳舊和僵化的現象。爲了振興和發展儒學，王通認爲一味地排斥佛道並非良策，而應探索一條融匯三教的合理途徑。

爲此，他明確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以積極的態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長，爲儒學的改造和發展提供有益的養料。在《中說·問易篇》中就記載了王通的這一思想：“(一日王通)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顧了儒佛道興衰和古代學術發展的歷史之後，認爲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標努力，共爲加強對民衆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並沒有明確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可被利用的共同點，爲當時的統治者提供治世良方。當然王通的立足點還是在振興儒學上，認爲佛道的某些內容應該適應儒學的傳統。

第四，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與發展。他一生著述頗豐，在隱居教授之餘“續孔氏《六經》近百餘類”(王績《遊北山賦》自注)，爲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經學輔助讀物。至於他爲什麼著《續六經》，在《中說》裏他自己說：“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

非常明確地說明地是依據儒學發展的歷史線索，主要結合兩漢以後社會、習俗、學術、思想以及歷代的統治得失等具體情況，對儒家傳統思想進行闡發的。

所論雖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範圍，但在思想內容上確有不少新的見解，特別是注意了歷史變遷給社會各方面帶來的變化，讀後可以開闊思路，從多角度深入地鑽研問題。

比如作《續詩》，王通認爲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與傳統儒學的主旨一致的，他說：“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他在吸收前人《時變論》思想的基礎上，看到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學作品已不象《詩經》那麼古樸純美，已經變成王道不明，風俗不正的“俗品”。

因此，他改變了《詩經》風、雅、頌的結構排列方法，而細分爲化、政、頌、嘆等四大部分，藉以體現美、勉、傷、惡、誡五種情感意識，突出強調了詩的政治傾向和說教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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